游重森

2020年11月23 日            攝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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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派閥政治變遷與對外政策的日中關係

第二節 田中角榮政權與分散均衡機制(buffer system)的形成

  (一)、日中外交正常化做為轉折點

  日中關係分散均衡機制建立的背後，是中日關係在外交正常化之前的特殊性。在由朝鮮戰爭爆發決定的東亞冷戰期間，日本與中國政府很久沒有正式的政府間關係。在這種情況下，負責雙邊關係的是「民間」的關係者。但是，日中民間關係的實際情況是不對稱的關係。在日本方面，親中的政治家、財界人士與文化人物被稱為「友好人士」，而在中國方面，人員與組織均由中國共產黨控制。

  中國政府的日中民間關係被定位為中國對日戰略的一部分，稱為「人民外交」。通過邀請日本各領域有影響力的人士外交與達成民間協定，中國的目標是獲取財界與公眾輿論，並最終改變日本政府對中國的態度。中方在這種「人民外交」中，強調保守政黨的工作。當自民黨在1955年由一個保守的聯合組織組成時，中國政府將重點放在自民黨內部的派系衝突上，並加強其對非主流派系的態度。

  岸信介執政期間，中國政府的「人民外交」更加鮮明，開始積極鼓勵自民黨內部的反主流派系訪問中國。結果，前首相石橋湛山於1959年9月訪問中國，松村謙三則在第二個月訪問中國。從那以後，石橋與松村闡明他們對中國的立場，第二年由三木·松村派與宏池會領導的中國問題研究小組以及由石橋派宇都宮德馬領導的日中關係改善研究小組 成立（井上2010[1]：222-233）。

  池田勇人政府於1960年7月就職後，在松村謙三與高碕達之助的領導下，推動恢復日中民間貿易的運動。結果，1962年11月簽署關於日中長期綜合貿易的諒解備忘錄（LT貿易協定[2]），並建立保守政權與中國之間的新管道。

  但是，松村與其他親中國派系在黨內是少數派，影響力有限。親中國的派系能夠促進日中之間的民間貿易，但是由於黨內支持台灣派系的限制，它並未導致池田政府的中國政策發生變化。1964年11月，佐藤榮作政府成立，松村與其他親中國派系再次轉向反主流派。儘管由於越南戰爭與文化大革命而使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可能性遙遙無期，但由於有支持者的池田與河野一郎等有影響力的人相繼去世，親中派系處於不利地位。  （井上2010：第4-5章）。

  儘管中國周圍的國際環境尚不確定，自民黨的主要派系領袖通常對中國的政策持謹慎態度。試圖接近中國的政客僅限於那些在佐藤政府領導下轉向反主流派的人，例如藤山愛一郎與三木武夫。但是，1971年7月美國與中國接近的做法，徹底改變這種情況。中美之間的交往將在日本帶來一種稱為尼克森衝擊(日語:ニクソン・ショック[3])（英: Nixon Shock[4]）的衝擊，財界對中國的交往也將加速。在輿論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背景下出現的事情，這是新的派系領袖，看上去像是佐藤的職位。田中角榮於1972年5月脫離佐藤派獨立，去年春天擔任宏池會會長的大平正芳與三木武夫就中國問題簽署三派協議，並於同年7月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擊敗福田赳夫，田中政府成立。田中首相與大平外相就職後僅兩個月就訪問北京，克服黨內親台灣派系的反對，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5]。

  對於中國政府來說，田中與大平的崛起意味著新的親中國派系的出現。與黨內基礎薄弱的傳統親中國派不同，田中與大平分別領導主要派別，即田中派（七日會）與宏池會。即使在邦交正常化，開放正式的外交關係之後，中國政府仍繼續強調通過「人民外交」培育的非正式途徑。這意味著在亞洲冷戰的背景下，日中特殊關係的延續。作為“挖井”的世代，中國政府尊重自LT貿易以來古老的親中國派系，但在與日本的合作中強調與領導有影響力派系的田中與大平的關係（天児·園田1998[6]：1章）。

  (二)、田中角榮政權的確立

  田中與大平在日中關係中的存在不斷增長，背後有兩個因素。第一親台灣派影響力的縮小。即使在1972年以後，自民黨內部仍在繼續就中國政策進行爭執。尤其是，迫使田中政府實現外交關係正常化的反對根深蒂固，而正式開始於1973年的日中航空協定的談判由於日華議員懇談會（日華懇）與青嵐會等親台灣成員的反對而困難重重難以進展。但是，自民黨內部的親台灣派系的活動與自民黨內部的反田中運動有關。決定說服以日華懇談會為代表的反對派，反對該條約，以進行內部協調。福田首相於1978年8月簽署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這意味著中國的政策與自民黨內部的政治爭端是分開的[7]。

  第二是在政治世界中建立「田中政權」。田中角榮於1976年7月在洛克希德事件[8] (ロッキード事件)中被捕，後因自身的錢脈問題而辭職，並被迫從政治世界的前端退休。但是，與傳統上世代交替並在首相退位後派系解體的做法不同，田中派系在政治資金充裕的背景下繼續發展，最終，田中派系佔自民黨議會成員的四分之一。田中派以數字作為力量來源，繼大平正芳之後通過與宏池會的「聯盟」建立歷屆政權，繼續保持著投決定票(Casting vote)[9]的穩定，並建立事實上的雙重權力結構[10]。

  這樣，親台派勢力的下降與「田中角榮政權」建立的雙重權力結構，增加田中與大平在日中關係中的存在。特別是，對於不得不離開政治舞台的田中角榮來說，中日邦交正常化是田中執政以來唯一的外交成就。田中角榮在洛克希德的審判中獲判無罪，旨在未來復辟的田中，田中為守護自己的「神話」，他試圖停留在「中日友好」的中心。

  在這種情況下，是由廖承志及其下屬（廖班）組成的中國「知日派」充分利用他們的影響力。自1950年代以來他們一直在日本從事工作，熟悉日本的政治局勢，並熟悉政治世界中的工作方法。日中邦交正常化後，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正式路線由外交部接管，但此後，在中日友好協會的基礎上，廖承志繼續對中國的對日本外交政策施加隱性影響。

  洛克希德事件後，廖承志對田中的信任並沒有改變。1983年5月，廖承志的下屬孫平化訪問日本時，廖承志指示他如下。「你必須去目白。告訴他有一個中國的朋友非常關心他，並告訴田中先生他應該愛自己。每當我再次去日本時，無論誰說什麼，我都一定去看目白的田中先生（孫2012a：25）。 翌月廣承志突然去世，但以孫平化為中心的「廖班」繼承廣承志的遺囑。當日中關係出現問題時，「廖班」通過非正式途徑負責政治工作。他們不僅在日方的幕後工作，而且在採取對中國領導人的穩健政策方面發揮協調作用。

  另一方面，在日本方面，外務省的中國專家通常被稱為「中國學校」，其作用與中國的「知日派」角色相似。他們熟悉中國的談判風格，強調非正式路線與正式外交路線。每當日中兩國世代之間出現問題時，都會從中方堅持的原則理論中汲取真實意圖，與此同時，也毫不猶豫地在幕後努力解決日中之間的衝突。一般的職業外交官通常不喜歡非正式角色，像政治家這樣的非正式角色參與外交談判。但是，「中國學校」了解日中關係的特殊性，並在與自民黨親中國派保持密切聯繫的同時提供信息與建議，避免政客獨任的危險[11]。

  因此，最遲在1970年代後期，形成一個分散均衡機制，以防止日中衝突的擴大。當中日之間發生衝突時，外務省「中國學校」與中國「知日派」將與正式外交途徑同時進行水面下談判，以尋求結論。 在田中派與宏池會的派閥權力背景下，政治領導人保證執行的協調機制已經開始起作用。換言之，通過「田中政權」建立的雙重權力結構，最大程度地減少由於政府更迭而導致的中國政策的搖擺，並穩定上述被稱為「1972年體制」的協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