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國神社拉達賓諾德·帕爾-東京駱駝－游重森

2022年12月05日攝氏15℃

東京都千代田區九段南一丁目6番1號陰天

重森ㄚ被從靖國神社銀杏並木參道-東京駱駝走過，在並木道中央的基座高高站立的是靖國神社的創立者，同時是近代日本陸軍之父ー「大村益次郎」的銅像，這也是日本第一座西洋寫實風格的銅像。

走過金黃色的銀杏並木參道，在盡頭的是泛著青銅色澤的第二鳥居與神門。第二鳥居是神社境內歷史最悠久的鳥居，建造於明治19年，距今已有136年，到現在仍是日本最大的青銅鳥居。

更特別的是這座鳥居是由當時的大阪砲兵工廠製作的。要造出這麼粗大的青銅柱子，交給專門鑄造大砲砲管的砲兵工廠的確算是人盡其才！

靖國神社的神門，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在歷史較為悠久的神社內，比較能看到受中國建築影響，具有二階構造、黑瓦及斗拱的華麗樓門。

但這座建於昭和九年，由致力研究東方傳統建築的建築師伊東忠太所設計的神門，採用的則是極簡的和風樣式。

它的線條幾乎全為直線，除了包覆屋頂的銅瓦與大門上的金色菊紋以外沒有多餘的裝飾，風格既傳統卻又自然而然的與現代接軌。

日本的這種先天存在於傳統建築DNA裡的極簡美學，也對20世紀以後西洋建築界的現代主義產生深遠的影響。

神門的後方，雖然在此時還是一片蕭瑟，但到春季時就是櫻花盛開之處。走過櫻花樹群，第三鳥居之後就是靖國神社的拜殿。

這座神社最初是為了祭奠從幕末到維新間犧牲的志士及新政府官兵而建立。

明治時代以後，從西南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隨著一次次的戰爭，因公殉職的軍警、公務員，乃至參與後勤的民間人士，都入祀了靖國神社。

因此不只是日本軍人；來自日治台灣，包括原住民「高砂義勇軍」在內的台籍日本兵、沖繩女學生組成的「姬百合救護隊」，遭美軍潛水艇擊沉的輪船「對馬丸」上的船員乃至學童...等等，各種不同類型的戰爭犧牲者都成為了靖國神社所供奉的「英靈」。

如果只是祭祀這些殉國者，尚不足以讓靖國神社引起爭議。1978年，包括前首相東条英機在內的12名於戰後東京大審中被認定為策畫、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而遭處死的「甲級戰犯」入祀了靖國神社，於是「祭祀戰犯」的標籤，讓靖國神社從此成為一個極為複雜的爭議點。

自1980年代起，只要有首相及政要前往參拜，皆會引起中韓等鄰國抗議，引發外交問題；包括此前曾多次參拜靖國神社的昭和天皇在內，到今天為止的三代日本天皇，也因此未曾再踏入靖國神社。

而對於歷任首相來說，不論是基於個人信念、回應鄰國、或對國內支持者交代，靖國神社都是必須面對的一題。由於不管如何拿捏，都一定會有不滿者，因此拜或不拜、用什麼立場拜、拜的時間點、拜了該說什麼，都是必須小心忖度的難題。

曾經也有其他的靖國遺族提案將甲級戰犯分開祭祀來解決爭議，不過靖國神社的回答是在宗教觀點上不可能，「就像無法從一杯水裡再分出來源不同的水滴」。

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其實靖國神社裡面沒有牌位，只有兩面作為御神體的鏡子，一面合祀皇族身份2人，另一面合祀其他2,466,582人。合祀的儀式如下：把入祀者的名字等資料書寫在「靈璽簿」內，然後讓靈璽簿裡的名字映在御神體的鏡子上，這樣就讓英靈憑附在御神體上成為一體。

不過對絕大部分的一般日本市民來說，這些爭議與他們沒有太大的關係，他們來到這裡的目的只是為了悼念在戰爭中去世的家人或先祖，或者跟前往其他神社一樣，祈求好運、欣賞季節美景、在祭典時分感受一下熱鬧氣氛。內文部分來自:tsunagu Japan

拜殿的北邊是靖國神社附屬的軍事博物館「遊就館」。在遊就館前方，2005年，印度法官帕爾博士彰顯碑在靖國神社內建成。

他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唯一認為所有日本被告都無罪的法官。當時的靖國神社的宮司南部利昭為這位否認東京裁判合法性的法官寫了頌。

拉達賓諾德·帕爾（1886年1月27日－1967年1月10日，印地語：राधाबिनोद पाल 、拉丁化：Radha Binod Pal），也譯作拉達賓諾德·帕爾，是印度的法律學者、律師。他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印度代表。

帕爾生於孟加拉邦拉第亞區一個村子，三歲喪父，由於成績優秀，獲得政府頒發的獎學金得以繼續學業。Presidency College中學畢業後，考入加爾各答大學修讀法律。

1946年，帕爾受邀成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印度代表，他寫下了數十萬字的判詞，認為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判決依據是「事後法」，嚴重違反了不溯及既往原則，屬於「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報復性審判，而不是公平正義的審判，因此[來源請求]主張日本所有被告無罪，他最終主張所有十一名甲級戰犯無罪。其觀點獲得荷蘭法官代表伯特·羅林教授、法國法官代表亨利·伯納德的支持[來源請求]；這一觀點也讓中國法官梅汝璈、菲律賓法官德爾芬·哈拉尼利亞以及一些歐洲國家的法官震驚，因為這樣的邏輯可使得紐倫堡審判的所有被告都被釋放。審判結果以6票對5票通過為有罪判決。

帕爾在東京審判時與辯方即有頻繁互動。審判期間法官的意見分成了多數派與少數派，與多數派持異議的法官並不止帕爾一人，但只有帕爾認為被告全員無罪，從根本上否定東京審判。

由於冷戰的局面逐漸形成，日本社會普遍對東京審判失去了興趣，同時擔憂帕爾的個別意見被不當強調，誤解為法庭上重要的意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官、國際檢察局局長約瑟夫·季南於1950年4月21日給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寫了一封信：

我提議對公開出版起訴書、開頭陳述、判決中各法官的意見及審判經過的概要應予認真的考慮。[……]帕爾法官的反對意見被不當地強調，極易招致誤解。[……]然而，如果附上充分引用檢方極為慎重準備的詳細的審判資料和法庭證言的概要，我認為多數意見判決的主旨是適切的。

東京審判之後

1952年，日本結束占領狀態，《帕爾意見書》公開出版並為日本人熟知。批評東京審判的人士將此書奉為圭臬。同年被聯合國委任為國際法委員會委員直至1967年（其中1958年度和1962年度為委員長）。1960年被頒授印度最高榮譽PADHMA-RRI。1966年離開聯合國。

1967年在印度加爾各答病逝。

因為帕爾在東京審判期間的觀點，他在日本部分人士眼中的地位甚高，在如今位於東京的靖國神社中便立有「帕爾博士彰顯碑」。

親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全程的美國記者阿諾德·C·布拉克曼認為，拉達賓諾德·帕爾在審判即將結束時撰寫的異議書「顛來倒去」，一些結論甚至難以置信。

在異議書中他寫道，違反海牙公約和日內瓦公約「僅僅是違約，不等同於犯罪」，折磨和殺害盟軍飛行員的日本軍人「在我看來……沒有犯任何罪」，對於日軍偷襲珍珠港則稱「每一件事，至少在日方，似乎都真心誠意的做了，我找不出任何其中有任何背信棄義的跡象」，但是在異議書帕爾沒有評論在攻擊珍珠港之前日本對馬來西亞和其他地方的偷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