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到了鹿兒島【城山公園】，標高108公尺，在山頂可以俯瞰櫻島的全景，但今日由於雲霧較多，所以並不清晰。
城山公園內販賣著各種可愛的「西鄉隆盛」造型物品，這是因為西鄉隆盛雖是維新三傑之一，但後來為打開下級武士因明治維新而生存困難的僵局，在鹿兒島發動日本史上最後一個內戰的「西南戰爭」，雖最後以失敗收場，但其人格卻受人們的敬重，也因此以其為造型的東西便成了此地特有的紀念品。
談到鹿兒島(薩摩籓)不得不談西鄉隆盛這位人物 在明治維新的眾多元勳當中，擔任最重要角色的是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三人。這三人又被稱為「維新三傑」。其中又以西鄉隆盛的人格最受日本人喜愛。
西鄉隆盛生於文政十（1827）年12月7日，是薩摩（鹿兒島縣）藩士西鄉吉兵衛之長男，幼名小吉。 由於家境貧窮，十八歲時一邊擔任「郡方書役助」以補貼家計，另一方面與大久保一藏（利通）、有村俊齋（海江田信義）等人一同研讀『近思錄』，學習陽明學，並在無參禪師門下參禪。二十八歲（1854年）時隨藩主島津齊彬至江戶。當時正值將軍繼嗣問題，舉國分成擁護德川慶喜與擁護德川家茂兩派。西鄉隆盛加入擁護慶喜派，而四處奔走。安政五（1858）年，由於「安政之大獄」（安政年間，彈壓擁護德川慶喜份子的大獄），西鄉隆盛護衛著被幕府追究的僧月照返鄉。沒想到薩摩藩也對他們加以追究，於是兩人投身錦江灣。月照絕命，隆盛大難不死，被處以流刑。
1864年返回薩摩藩後，西鄉隆盛在倒幕運動中，不斷發揮他的破壞力。1868年，隆盛擔任征討大總督參謀，與勝海舟談判下，無流血的進入江戶城。但是西鄉隆盛卻在此時急流勇退，返回老家薩摩。因為他認為不可留在中央，擔任比藩主地位還高的職位。到江戶開城為止，他是代表下級武士改革派的最佳領袖。他視名利如糞土，視死如歸，不為子孫買美田。然而在維新政府的改革下，下級武士生活日益窮困。徵兵令實施之後，武士的軍事權又告喪失，為打開這種僵局，遂使西鄉隆盛興起「征韓」、「征台」的念頭。他毛遂自薦，想當遣韓大使，但遭岩倉具視、大久保力通等人的反對而下野。明治10（1877）年， 鹿兒島的私立學校學生及下級武士擁立西鄉隆盛為統帥，舉兵反抗政府。史稱西南戰爭。最後政府軍擊敗薩摩軍，西鄉隆盛撤退回到鹿兒島，在負傷的情況下由部下介錯（切腹儀式中由他人砍下頭顱）。日本最後一場內戰結束
1897年，在東京上野恩賜公園西鄉隆盛的塑像落成。他一手牽著狼狗(薩摩犬)，一手握腰間日本刀。中國著名的思想家王韜、黃遵憲、梁啟超等人都曾到上野公園瞻仰西鄉隆盛的銅像。
西鄉隆盛的弟弟西鄉從道帶兵打台灣，原因是琉球 (那時還是獨立國家，不是日本的領土) 的漁民遇到颱風漂流到台灣，被南台灣的原住民所殺。日本向清廷提出抗議，說你的國民殺了我的國民。清廷很簡潔地回答：那地方不是我的領土，殺你的國民的人也不是我清朝的人民。日方遂進行台灣出兵（中方稱為牡丹社事件）。日本政府特意將西鄉隆盛之弟西鄉從道升為中將，並任命為台灣蕃地事務局都督，領兵三千餘名攻打台灣南部原住民部落。史上稱為牡丹社事件，帶兵的人正是西鄉隆盛的弟弟，西鄉從道。
1851年初，西鄉隆盛接受藩主的祕密任務，前往台灣探勘。由琉球群島南下，抵達基隆社寮島時，發現有清兵駐守，於是轉往東行，越過烏石港，從南方澳的一處沒人看守白砂海灘上岸(內埤海灘)。並居住半年與一位17歲的平埔族少女「蘿茱」相識，日本學者推測太郎(其大兒子)應該就是在此時產下，不過父子兩人並未相見，西鄉隆盛即銜命返日。[1]巧合的是其子西鄉菊次郎於1897-1902年赴台擔任首任宜蘭廳長。
「西鄉廳憲德政碑」位於宜蘭市往員山鄉的中山橋東側堤防上，是為紀念了日治時代首任宜蘭廳長西鄉菊次郎的治績而設立的。西鄉菊次郎從明治30年至35年（1879～1902）期間內，擔任宜蘭廳廳長，任期內主要的政績為整治宜蘭河，使鄉民免於水患之苦。
今日的中山橋下，宜蘭河兩岸的堤防即是西鄉菊次郎的時代建設完成的。昔日宜蘭人稱這一帶的堤防為「西鄉堤」，而中山橋則舊稱「西鄉橋」。
西鄉菊次郎離任後，地方仕紳於明治38年（1905）豎立了「西鄉廳憲德政碑」以資紀念。大正12年（1923），地方人士將原碑安置於巨大的碑座之上，並移至現在中山橋東側堤防的現在位置。石碑具有百年歷史，已被宜蘭文化局登錄為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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