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重森

2020年11月24 日            攝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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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派閥政治變遷與對外政策的日中關係

第三節 中曾根康弘政權與歷史問題

  (一)、歷史問題的出現

  1979年12月訪問中國的首相大平正芳，宣布對華援助開始，並宣布將在1979年內提供500億日元的貸款，並開始對中國進行官方發展援助（ODA)。日本是第一個向中國提供援助的西方先進國家，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始，日中經濟關係將實際擴大。

  但是，在1980年代，出現關於歷史問題的衝突。中國政府於1982年7月發起第一次歷史課本批評日本的運動，是由媒體的不實報導引發的，但由於涉及到外務省與文部省的問題，預計很難進行調整。由於首相鈴木善幸於9月底避免訪問中國，而首相官邸正在尋求立即解決的辦法，兩國的協調人是外務省「中國學校」情報文化局局長橋本恕先生。 

  橋本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中國課長，儘管當時他不負責教科書的問題，但應中國政府的要求，他參與這一個問題。橋本起草內閣官房長官談話的草案，訪問中國，向中方展示該草案的大綱，並得到中方的內部同意。結果，在8月26日，內閣官房長官宮澤喜一宣布，考慮到與亞洲鄰國在學校教育與教科書檢定中的關係，將糾正第一個歷史教科書問題，自9月以來，中國針對日本的批評運動已經結束（服部2015：24-38：江藤2012：41-58）。

  同年11月中曾根康弘政權成立時，實現與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胡耀邦的互訪，日中關係得到顯著的改善。但是，中方無法消除對中曾根的不信任感，中曾根試圖以「戰後政治的總決算[1]」來修改憲法。1985年8月，中曾根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時，中方強烈反對首相與內閣大臣參拜祭祀有A級戰犯的靖國神社。

  (二)、後藤田正晴與伊東正義

  田中派的內閣官房長官後藤田正晴先生領導中曾根政府內這個靖國神社問題的協調。在日本與中國建交正常化期間擔任內閣官房副長官的後藤田利用他以前的警察職務經歷，為與中國代表團有關的安全訪問提供便利，並贏得中方的信任（孫2012a）。後藤田首次訪問中國是在1977年10月陪伴二階堂同行。此後，他是田中派中最親中國的派系。即使田中從政界的台面退休後，他仍在積極發展日中議員之間的交流。此後，由於二階堂在政界中失去影響力，後藤田開始接任二階堂的角色（後藤田 1988：134-139）。

  後藤田的另一個中國人脈，是他與前內務省前輩古井喜實的關係。在外交關係正常化之前，古井一直是親中國的派系，他曾參與過日中友好會館的運作，該會館是善鄰學生會館的前身，善鄰學生會館接納來自前滿洲的留學生。之後，為紀念日中建交十週年重建會館時，後藤田代表古井向政府機構與財界募捐。由於這種關係，後藤田後來被任命為日中友好會館的會長，作為古井的繼承人（後藤田1998年：326-330年）。

  後藤田對參拜靖國神社的態度很明確，這已經成為一個外交問題。中曾根政府試圖讓A級戰犯分祀的嘗試遭到挫敗，隨著1986年8月的臨近，對於繼續尋求參拜的中曾根，後藤田堅持要避免參拜，而要著重國際考慮。據讀賣新聞記者老川祥一報導，他在這段時間採訪後藤田，後藤田堅定的語氣說道：「我不能讓他走。我絶對不能讓他走」（老川2012：224）。此外，中方的態度是由二階堂傳達的，二階堂於8月初訪問中國，並會見了胡耀邦與鄧小平（《朝日新聞》，1986年8月7日）。在中曾根政權的領導下，黨內強烈反對放棄參拜，運輸大臣橋本龍太郎等一些部長則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然而，後藤田雖然避免這樣的不滿，卻把中曾根首相帶到不去參拜靖國神社的決定（後藤田1989：148-151）。

  後藤田在內閣支持日中關係，宏池會的伊東正義透過民間交流為日中關係做出貢獻。1980年大平正芳突然去世後，他作為外務大臣進入鈴木善幸政權的內閣，但由於與日本首相在日美首腦會議上對聯合聲明的解釋發生衝突而辭職。辭去外相大臣的伊東正將繼續大平的遺囑，並認真地參與日中關係（国正2014）。

  伊東於1981年8月訪問中國，與趙紫陽總理會談，次年10月，在東京舉行首屆日中民間會議。日中民間會議每兩年在北京與東京輪流舉行一次，中方由日中友好協會負責管理，而在日方，伊東在籌款和人員選拔方面發揮著核心作用。不僅是岡崎嘉平太、木村一三等建交之前的親中派系，而且商界人士、研究人員與議員等都參加這次會議，中日友好領袖將傳給下一代，可以說有一個擴展它的目的[2]。中方對伊東充滿信心，當中日之間出現政治問題時，經常押注伊東在自民黨內部的影響力（孫2012a）。

  人們經常記得中曾根政府時期的日中關係是日方的良好時機。但是，實際上，中曾根的政治立場與歷史問題始終存在著衝突火源，自民黨內部不一定是通往中國之路的磐石。田中從第一線引退，大平死後，後藤田與伊東等元老政治人物得以在派系勢力的背景下向黨內凝視，它是這一時期中日關係分散均衡機制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