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重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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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派閥政治變遷與對外政策的日中關係

第六節 小泉純一郎政權與經世會的弱化

  (一)、靖國神社問題的政治過程

  小泉純一郎政府於2001年4月誕生，這決定經世會的衰落。小泉宣稱自己將「打破自民黨」，其目的是打破經成會的統治。小泉政權推動民營化的道路公團與郵政事業，所有這些都以經世會的利益結構體系為中心，拒絕「無需庇護地進行改革」的經世會被視為保護既得利益的「抵抗勢力」（野中 2008：第2章）。

  小泉政府的出現，更多地集中在金融重建與行政改革，而不是外交上，這也影響日中關係。最大的問題是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但是，在自民黨總統選舉中，他說他將在8月15日上任首相後正式訪問靖國神社，因此，中曾根政權與橋本政權一直重複的這個問題將重新聚焦。（加茂2012）。

  有兩個因素導緻小泉首相堅持訪問靖國神社。第一、民粹主義考量，向公眾展示不屈服於中國需求的態度。小泉政府的政權基本盤得到人民的高度認可。小泉對靖國神社的訪問顯示小泉在履行諾言方面的強大領導能力，同時回應人們對1990年代以來蔓延的對中國的不滿情緒（清水 2003）。第二、來自日本遺族會的支持捐獻。通過強行小泉訪問靖國神社，他得以強調與橋本首相的區別，橋本首相在任職期間只進行一次私人訪問。可以說，其目的是要消滅遺族會，這是最大的政敵橋本的支持基本盤（讀賣新聞政治部編 2006：222-223）。

  但更重要的是，中方失去阻止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手段。中方努力不要通過各種途徑進行參拜。外交部長唐家璇是外交部的代表「知日派」，得到叫做「日本幫」的「廖班」的薰陶（朝日新聞，2002年10月2日）。唐家璇在2001年5月在北京會見外務大臣田中真紀子時，提出要制止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此外，7月在東盟區域論壇的外長會議上，日方呼籲進行“明智的判斷”（唐 2011：6-8）。

  隨著戰爭結束週年紀念日的臨近，唐家璇與中國共產黨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家瑞，加強與有影響力的自民黨人接觸的努力，並與訪問北京的經世會的野中廣務與宏池會的古賀誠就靖國神社問題進行討論。但是，也沒有得到他們的肯定答復。還通過小泉的盟友，自民黨幹事長山崎拓與駐日本大使合作，當山崎於8月訪問中國時，江澤民國家主席對歷史問題持謹慎態度。還與組成聯合政府的公明黨以及保守黨幹事長野田毅一起工作。然而，儘管辛勤工作，但中方並沒有改變小泉的作法，並且幾乎無法影響8月13日提前對靖國神社的訪問（讀賣新聞政治部，2006：226-230；倉重2013：134-135）。

  儘管不能停止小泉對靖國神社的訪問，但由於日程安排提前，中方對小泉的批評仍然受到限制。小泉10月8日到北京進行一日遊，並在日本首相獻花的時候，首次訪問位於北京郊區蘆溝橋的中國人民抗日紀念館，有關歷史認識的衝突暫時平息。在2002年4月於海南島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上，小泉會見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行政級別建立日中經濟夥伴關係，小泉宣布秋天中日邦交正常化30週年。 要求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然而，在會晤後的九天即4月21日，小泉再次參拜靖國神社。結果，小泉在建交30週年之際的對中國訪問被取消，此後，中日兩國領導人之間的互訪被完全切斷，直到小泉辭職（加茂 2012）。

  (二)、經世會的衰落

  隨著日中關係進入冬季，經世會幾乎沒有為改善雙邊關係做出貢獻的空間。除小泉的反經世會立場外，政治資金規正法與小選區制度的加入，繼續削弱該派系，經世會並失去往日的風光。在自民黨地方部門的支持下，而不是派系的邏輯下，贏得總裁選舉的小泉首相，能夠無視派系的影響力（信田 2004：57-62）。

  在制度方面，內閣官房權力的加強，削弱中國方面政界工作的影響。2001年，由於橋本改革對中央各部會與機構的重編，闡明有關首相重要政策的「建議權」，並加強政策主導的權力。此外，協助首相的內閣官房，還新成立內閣官房副長官秘書的政治任命。小泉政權是第一個享受這種治理結構改革好處的政權，並且建立以官邸為主導的外交體系。由於制度上的這些變化，中方很難改變首相的政策，無論中方在多大程度上加強對自民黨的親中國派的努力（竹中 2006：149-158）。

  與經世會的利益密切相關的對中國官方發展援助(ODA)也已經到一個轉折點。儘管自1990年代以來經常受到批評，但在橋本與小淵政權的領導下，對中國的官方發展援助有所增加，並一直擴展到2000年度（2000年度：2,273億日元）。但是，2000年5月，日本政府開始對中國的官方發展援助進行審查，2001年對中國的官方發展援助貸款比上年度減少25％。即使在小泉政權成立後，對中國的官方發展援助仍在繼續減少，2003年度對中國的官方發展援助為1,080億日元，不到高峰值的一半（経済産業調査室2005）。小泉政權破壞人事權與利益，這是經世會影響力的源泉。

  隨著經世會的衰落，外務省「中國學校」也遭到批評，後者與經世會有著密切的關係。這次契機是北韓尋求庇護者於2002年5月趕赴日本在瀋陽的總領事館。瀋陽事件發生在外務省醜聞被報導時，由於外務省挪用機密費用與田中真紀子問題，被「中國學校」辯解為「土下座外交[1]」的典型例子，受到右翼媒體的激烈批評。 （高橋2002）。

  2002年9月，中日外交正常化30週年紀念典禮在北京盛大舉行。來自日本的一系列議員來中國訪問，包括由三個執政黨組成的「日中關係恢復三十週年成功發展議員協會」的成員，以及超黨派的日中友好議員聯盟代表團（林義郎團長）。小淵死後擔任平成研究會（經世會）會長的橋本龍太郎在此代表團訪華中發揮領導作用。橋本先生曾擔任「中日恢復外交30週年成功發展議員協會」以及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國貿促）的會長，現在可以代表自民黨的親中國派。橋本與國會的80名議員一起訪問中國，並會見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為代表團訪問中國的威嚴感到自豪。他說：「如果我們可以藉用這個地方，我們將舉行國會。」（「朝日新聞」2002年8月16日、9月10日、9月22日）。

  但是，在華麗的典禮上沒有看到小泉首相。甚至在擁有巨大影響力的經世會，過去的力量也喪失。而且，隨著小泉建立長期政權，剩餘的經世會幹部從政治的舞台前消失。

  竹下、小淵死後，經世會有影響力的人物是野中廣務。野中是在經世會分裂後在政界重組期間出現的，曾擔任過小淵政權內閣官房長官與森政權的自民黨幹事長。與野中的中國方面有聯繫的管道是曾慶紅，他是「上海幫」的中心，是江澤民的左右手。因此，他於2003年被任命為國家副主席，但由於經世會的影響力減弱，野中一直未用於改善中日關係（城山  2009：202-209）。

  野中曾在自民黨中擔任「反小泉」領導人，他在2003年9月的自民黨大選中高喊經世會內部的主要戰鬥理論，並支持藤井隆夫。然而，在與眾議院幹事長青木幹雄發生衝突的一次分裂選舉中大敗後，他宣布退出政界，後者堅持選舉小泉（御厨・牧原2012）。2003年的總裁大選象徵著經世會的落日，它曾經一度成為國王製造者，並誇稱鋼鐵般的聯合。橋本龍太郎在次年的日歯連闇献金事件[2]中也從派系會長辭職，被迫退出政界，並於2006年去世，沒有再返回政壇。

  經世會分裂後，在小泉政府領導下，自民黨其他派系跟中國有聯繫管道的政治人物也陸續消失。加藤紘一在2000年的「加藤之亂[3]」中失去影響力，並在其秘書被捕後於2002年3月辭職為宏池會會長。山崎還在2003年9月自民黨副總裁被擱置，失去真正的權力，然後在同年11月的眾議院議員大選中落敗。在小泉執政期間，受前親中國派啟發的有影響力的派系領袖，從政治的前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