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重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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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派閥政治變遷與對外政策的日中關係

第一節 促成日中關係穩定的因素

  1992年8月27日，坐在輪椅上的政客從日本航空的包機中出現在北京的機場。前首相田中角榮（Kakuei Tanaka）自八年前因腦梗塞倒下以來已經很久沒有公開露面。自從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以來，現年73歲的田中（Tanaka）沒有踏上中國的土地。 這是二十年來首次訪問北京，也是一次緬懷建立外交關係的輝煌歷程。

  有兩個人在北京歡迎田中。日本駐中國大使橋本恕與中國日本友好協會（以下簡稱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孫平化。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橋本與孫都曾與田中有關係，是多年來支持日中關係的「中國學派(China school[1])」與「知日派」的主要人物。作為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週年的紀念項目，孫平化在幕後推動田中訪問中國。另一方面，是田中的長女真紀子（Makiko）一手管理著田中（Tanaka）身體殘障的中國之行。牧子6月訪問中國開會，並為此做準備（田中1992[2]：212-224）。田中訪問中國被定位為「私人訪問」，在日本政界並未引起太多關注。從政治界退休的田中，已經是過去的人，竹下派幹部的話語象徵著「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友誼不只是象徵意義」（「朝日新聞」，1992年8月14日）。

  但是，與日方的冷漠相反，中方歡迎田中以「國賓級」的待遇。抵達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後，中方為歡迎儀式做準備，周恩來與田中曾在這裡簽署日中聯合聲明。然後，中方制定緊密的時間表，包括同江澤民總書記與總理李鵬舉行會議，非常優遇地對待田中，例如在外交關係正常化時與有關人員進行計劃性會談（「朝日新聞」，1992年8月29日，8月30日）。

  中國政府的盛情款待，表明田中對日中關係的貢獻。正如日中聯合聲明[3]的序言所示，田中政府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意義，通過「反省」日本的戰爭與中國放棄賠償要求而結束戰爭狀態，這是建立新的日中關係的實現。中國政府已將日中聯合聲明定位為重要的政治文件，並將其置於隨後對日政策的基礎上。

  由中日邦交正常化形成的協議框架通常被稱為「1972年體制」（國分2013[4]：115-123）。但是，與「中日友好」的華麗說法相反，兩國之間的協議框架不夠強固，不能被稱為「體制」。為使外交關係正常化而進行的談判中所商定的安全保障問題、台灣問題與歷史問題，都超出「分歧協議」的範圍。在政治上使外交關係正常化本應處理的問題。在政治上得到解決，為雙方留下解釋的空間。後來，由於兩國在1972年對尖閣諸島「擱置」主權的解釋上相互對抗，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協議框架中存在著不同解釋的餘地（井上2010：第8章）。 

  因此，即使在邦交正常化之後，日中關係中台灣問題與歷史問題的對立也定期浮出水面。如果處理不當，所有這些問題都有可能破壞雙邊關係。儘管如此，從19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日本與中國巧妙地緩解這些緊張局勢，並繼續保持著良好的關係。

  那麼，哪些因素同時抑制日中衝突呢？人們經常指出，日中兩國之間的經濟依存度不斷提高。文化大革命後，中國領導人旨在擴大對外經濟關係，以加快經濟建設，並特別重視從日本引進外資。另一方面，日本也應中國的​​要求，從1979年開始的25年內，日本提供總計3.4萬億日元的政府開發援助（ODA[5])。在整個1980年代與1990年代，日本是中國的最大捐助國。日方尋求在中國大陸開發新的市場、資源與能源，中方則渴望向西方國家引入資本以進行現代化[6]。

  但是，儘管中日之間的貿易總量很大，日本在中國的投資有所增加，但從1990年代後半期起，政治衝突逐漸變得明顯。然後，在小泉純一郎執政期間，日中關係在被稱為「政冷經熱」之前惡化。日益增長的經濟相互依存關係不足以遏制日中衝突。

  在本章中，從1972年的外交正常化到2005年小泉政府辭職，我們將主要從國內政治的角度來考慮抑制日中衝突的分散均衡機制。傳統上，在日中關係中，研究興趣傾向於偏田中角榮與大平正芳等政治領導人的個性。基於這樣的觀點，當前潮流的基礎是由政治家同與中國有著特殊友好關係的商人在中國傳統思想背景下強調的，而傳統思想強調的是人而非機構（天児·園田1998[7]：13）。

  但是，僅通過關注被認為是親友主義者的政客的個性，就無法解釋為什麼自1990年代後半期以來，遏制日中衝突變得越來越困難。本章重點討論，田中派=這是日中關係中以經世會為中心的自民黨派閥發揮的分散均衡機制。實際上，日中關係良好的時期恰恰是自民黨最大派系田中派=經世會保持影響的時期。在這一章中，我想討論如何形成與發展抑制日中衝突的分散均衡機制，並闡明該機制失靈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