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重森

2020年11月21 日            攝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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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美國政策組織均衡化下的日美關係

第五節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與日中關係的惡化

      關於TPP作為廣域自由貿易協定，日本與美國的經濟利益大致上是一致的。當然，關於日本農產品與美國汽車零件貿易自由化的立場也存在分歧。日美在TPP上的關係的特點是，這種經濟擔憂與安全保障上的認知交錯在一起。

  儘管TPP只是貿易自由化的一種措施，但它具有本文中提到的形成區域秩序的含義，並且不可避免地具有安全保障上的效果。TPP尤其針對此調整，同時以日本與美國為主要成員，由於中國不是TPP的成員，因此它充當對中牽制的工具。關於對中牽制的程度與位置，日本與美國的看法有所不同。

  日本政府對來自中國的潛在威脅敏感，希望TPP能夠起到牽制中國與加強日美同盟的作用。此外，由於TPP談判前後日中關係惡化，因此對日美合作的興趣更加強烈。特別是，於2012年12月誕生的安倍政權加強其對安全保障影響的渴望（請參照第2章）。

  另一方面，即使是不穩定因素，美國政府對於將中國作為威脅仍持謹慎態度。當然，2011年，歐巴馬政府試圖通過著眼於中國崛起的再平衡政策來加強其在亞洲的參與。TPP被定位為其核心要素之一（Froman 2014[1]）。從這個意義上講，TPP也是美國牽制中國的手段，它伴隨著加強日美同盟的含義。但是，美國政府並不認為TPP是一種過度對抗的措施，而是最初將中國排除在成員國之外，並力爭實現高度的貿易自由化，但認為中國將在其成立後加入。相反，TPP的參與預見自由主義將滲透到中國經濟中，這將導致社會自由實踐，從而促進政治民主。自2000年左右以來，這些期望已得到美國政府的堅定認可（USTR every year[2]）。此外，美國政府從確保對中反應的方式出發，強調東亞的地區穩定，並希望建立良好的日中關係。

  因此，從美國政府的角度來看，日本對TPP牽制中國的期望過高，此外，不得不為日中關係的惡化感到棘手。而且，無法掩飾日中關係惡化的部分原因是歷史問題的困惑。美國政府將歷史問題留給有關當事國各方，並採取自己不參與的立場。但是，當問題可能變得過於復雜時，美國政府也對日本政府採取循序漸進的方法，並敦促自我約束（モチヅキ2011[3]）。

  這樣，日本與美國在TPP上的立場略有不同，並且協調並不容易，因為這與它們自己的威脅意識與安全保障有關。分散均衡機制(buffer system)不再起作用，傳統的分散均衡機制(buffer system)可能不足以解決經濟懸案與安全保障的複雜組合。在TPP等廣域FTA上日美關係的順暢營運變得微妙而困難。展望亞洲太平洋自由貿易區（FTAAP），包括TPP的未來在內的廣域FTA對日本與美國而言可能仍將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