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家大院-山西駱駝－游重森

2014年8月8日攝氏15℃

中國山西省晉中市祁縣西場街東觀鎮喬家堡村雨天

重森ㄚ被在五臺山萬佛閣-山西駱陀，結束五臺山的景點旅遊，往著喬家大院而來。

從五臺山至祁縣喬家堡村距離約350公里，車程約4小時。

來到喬家大院天已將黑，氣溫驟降，天空也下著雨來。

喬家大院位於山西省祁縣喬家堡村，北距太原市54公里，南距東觀鎮僅2公里.它又名在中堂，是清代全國著名的商業金融資本家喬致庸的宅第。始建於清代乾隆年間，以後曾有兩次增修，一次擴建，經過幾代人的不斷努力，於民國初年建成一座宏偉的建築群體，並集中體現了我國清代北方民居的獨特風格。

喬家大院為全封閉式的城堡式建築群，佔地10642平方米（約十六畝），建築面積4175平方米，分6個大院，20個小院，313間房屋。喬家大院三面臨街，不與周圍民居相連。外圍是封閉的磚牆，高10米有餘，上層是女牆式的垛口，還有更樓，眺閣點綴其間，顯得氣勢宏偉，威嚴高大。大門座西朝東，上有高大的頂樓，中間城門洞式的門道，大門對面是磚雕百壽圖照壁。大門以里，是一條石舖的東西走向的甬道，甬道兩側靠牆有護牆圍台，甬道盡頭是祖先祠堂，與大門遙遙相對，為廟堂式結構。北面三個大院，都是蕪廊出檐大門，暗櫺暗柱，三大開間，車轎出入綽綽有餘，門外側有栓馬柱和上馬石，從東往西數，依次為老院，西北院，書房院。布所有院落都是正偏結構，正院主人居住，偏院則是客房、傭人住室及灶房。在建築上偏院較為低矮，房頂結構也大不相同，正院都為瓦房出檐，偏院則為方磚鋪頂的平房，既表現了倫理上的尊卑有序，又顯示了建築上層次感。大院有主樓四座，門樓，更樓，眺閣六座。各院房頂有走道相通，便於夜間巡更護院。

綜觀全院，佈局嚴謹，設計精巧，俯視成“喜喜”字形，建築考究，磚瓦磨合，精工細做，斗拱飛簷，彩飾金裝，磚石木雕，工藝精湛，充分顯示了我國勞動人民高超的建築工藝水平，被專家學者譽之為：“北方民居建築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因此素有“皇家有故宮，民宅看喬家”之說，名揚三晉，譽滿海內外。

一九八五年，祁縣人民政府利用這所古老的宅院成立了祁縣民俗博物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正式對外開放。陳展5000多件珍貴文物，集中反映了以山西晉中一帶為主的民情風俗，陳列內容有：農俗、人生儀禮、歲時節令、衣食住行、商俗、民間工藝，還專門設立了喬家史料、喬家珍寶、影視專題等的陳列。

開館以來先後接待了中外遊客800多萬人次，包括江澤民、喬石、劉華清、李鐵映、薄一波、錢琪琛、唐家璇等40多位國家領導人，以及鄭孝燮、費孝通等專家學者。《大紅燈籠高高掛》、《昌晉源票號》、《趙四小姐與張學良》，以及以喬致庸人物為背景而拍攝的《喬家大院》等40多部影視劇曾在此拍攝。

“到喬致庸的生平就有了比較準確的記錄。”武殿學說，“他出生于1818年，去世于1907年，活了89歲。在整個喬家前幾代人中，喬致庸是最長壽的一個。”歷經兩代人經營，到喬致庸出生時，喬家家境已經比較富裕。喬致庸青年時代已經考中了秀才，《喬家大院》的作者兼編劇朱秀海說，他的生活本來應該與商道無關的。“當時喬家有三門。一門人丁不旺，二門已經出了5個舉人，家裏豎了5個石旗桿，生意則是喬致庸所在的三門主要在做，但三門卻沒出過一個舉人。喬致庸的大哥有個願望，就是希望喬致庸能給三門掙個舉人，豎個旗桿。如果將來能再中個進士，這輩子的任務就提前完成了。”

山西歷史上名人薈萃。武殿學說，光是祁縣，元以前正史裏所出現過做官的人，初步統計有數十人之多，但元朝之後祁縣就沒出現過大官。這樣一個轉變，除祁縣不是北方的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明朝中期，為對付元朝的殘余勢力，朝廷在北方邊境建設了9個邊關重鎮，稱為九邊。大量軍隊駐扎物資消耗驚人，這給了山西人經商的大好機會。武殿學說，從明代山西人以經商為榮的風氣就開始形成。“以祁縣為例，它的氣候並不很好，每年的無霜期170多天，土地不是很肥沃，也沒什麼特產和礦產，經商稱為唯一的一條路。好在祁縣處于山西交通中樞，信息比較靈通，通商有便利條件。在50年代搞過一個調查，祁縣當時一半以上家庭都有經商史。當時祁縣人口在10萬多一點，按這個推算，當時祁縣就有兩萬多人在外經商。幹買賣也分兩種，一種是自己做生意，一種是入股或者當雇工。道光年間北京城有300多家糧店，100多家都是祁縣人開的。晉商發展到最後，主要以府南縣為主，也就是太原府以南的榆次、太古、平遙、介休，當時傳統叫‘祁、太、平’，也就是祁縣、太谷和平遙。”

祁縣喬家堡的喬致庸雖然生活在這個商業氣息濃厚的地方，卻幼年失去父母，由大哥大嫂養大，極受大哥關愛。朱秀海說，由于大哥對他照顧有加卻沒有一般做父親的嚴厲，喬致庸的生活可以說過得很自在，“年輕時的喬致庸是個有錢又有閒的人，他對當官其實也沒什麼興趣。當時一個縣令年俸只有50兩銀子，加上養廉銀也只多了幾百兩。而那時候喬家最年輕的大掌櫃一年也有1000兩白銀的薪金，這還沒有算上4年一次的賬期分紅”。朱秀海說。然而沒想到鹹豐初年，北方捻軍和南方太平軍起義，南北茶路斷絕，喬家當時在祁縣的大德興絲茶莊主營生意就是絲茶。“當時天下的生意主要就是6種:糧、油、絲、茶、鹽、鐵。鹽、鐵從來都是朝廷控制，喬家基本沒有涉足。糧油生意主要是喬家在包頭的復字號做。我在電視劇裏描寫爭奪高粱霸盤，正是基于這樣一個背景:糧油這樣的大生意都沒有了，于是連高粱這樣的小生意都要爭奪了。”

做糧油生意的當時主要是平遙和晉南的商人。喬家雖然主營絲茶，但在當時山西商人中也並非最大。喬致庸的大哥因戰亂對生意的重大打擊而一病不起，本來將以一介儒生終了的喬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從鹹豐初年到光緒末年，喬致庸的人生經歷了整個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後，他卻在社會動蕩、兵荒馬亂的清朝晚期把喬家的生意推到了頂峰，尤其是喬家的票號生意。”朱秀海說，“喬致庸當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絲路。”

當時祁縣魯村茶葉市場在山西規模很大，正是南方運抵茶葉的主要交易中轉市場。其後傳統的茶路將分為兩路:一是經西口前往新疆塔城、恰克圖;二是通過張家口前往東北。漫長的茶路，從南方的武夷山到蒙古腹地，幹係著無數茶工、船工、駝隊和山西商人的生計。朱秀海說，喬家單是絲茶生意，直接間接就關係到上萬人的生計。而絲綢通道則是將湖州的絲運往山西潞州制成潞綢。商旅路途的艱苦和危險開始讓喬致庸逐漸意識到票號的重要作用。

“當時喬家還沒有涉及票號生意。那時已經有了平遙的日昌升票號，現在找到的最早證據是日昌升在1823年分賬的記錄，當時是5年一次。不過公認在日昌升之前，平遙就已經有了商號經營匯兌。作為一個新興行業，票號是平遙人而不是祁縣人開創的。”朱秀海說，當時票號很少，全國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個分號，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響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還必須帶著銀子做生意。當喬致庸意識到票號的廣闊前景後，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匯通天下，“這個想法多麼先進，他的理想有多大！這不就類似今天的銀聯嗎？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個時代就已經有這樣完善的想法和廣大的氣魄了。不但如此，喬致庸雖然力圖將票號發展到全國，卻並沒有壟斷票號生意的意願。他的想法，其艱難和風險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讓票號把20兩銀子匯到南方，這在當時連路費都不夠。想想看，如果你喬家在新疆要是有票號，讓你匯一兩銀子去你也必須做到，這個成本和風險何其驚人！但喬致庸就是那樣的理想主義”。

喬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號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當時商路上土匪和亂軍縱橫，商人攜帶大量銀兩非常危險不便。而票號兌換的匯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沒有密記也不可能在票號中兌換到銀子。令人驚訝的是，後人考證，整個山西票號史上，至今一例有據可查的誤兌錯兌都沒有過。喬致庸利用喬家的資本一氣開了兩個票號大德通和大德豐。“大德通正是電視劇裏的大德興改過來的。成立于鹹豐年間的大德興最初主要經營茶葉，同時也搞匯兌。喬致庸後來發現票號是更新的產業，于是改成匯兌為主，茶葉為輔。”武殿學說，“光緒十年，喬致庸把大德興改為大德通，同年專門成立了大德豐票號，專營匯兌。在喬致庸經營下，後來大德通和大德豐都成為全國屈指可數的大票號。”武殿學用這樣幾個數據顯示了喬致庸經營票號的發展速度，“光緒十年大德豐成立時的資本是6萬兩，沒幾年就變成12萬兩，到光緒十幾年的時候資本已經增加到35萬兩了”。

原因其實很簡單。喬致庸把每年利潤部分繼續投入作為資本，行話稱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會在每一個賬期分利，每個賬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武殿學說，喬致庸幾乎所有紅利都投入到資本中，他的資本在當時的票號裏也可以說首屈一指。“當時有人估計喬家的資本有四五百萬兩白銀。建國後的研究估計，喬家的流動資金約在800萬到1000萬兩，這還不包括票號和房地產。”武殿學也承認，這個數字是大家估算的，因沒有明確記錄，主要根據喬家當時有多少鋪面字號來推算，準不準也很難說。但在當時山西，喬致庸作為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為明代開始發跡的山西商人群體中處于上升期的新興力量。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武殿學和朱秀海都認為，除天賦，喬致庸在經營時把儒家的寬厚和仁義精神帶進商業。現在能看得到的最確鑿證據是喬致庸去世後立的墓表。武殿學說，喬致庸的墓還在喬家堡村子裏，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志銘是埋在墓裏的，喬致庸的墓志銘至今沒找到。墓表上的文字是喬致庸的孫女婿、民國時的文化名人常讚春寫的。他記述喬致庸幼年的家庭狀況，以及他本來想通過科舉考試光耀門庭，卻被迫接手家業，並以儒學為經商指導大獲成功。而作為商人的喬致庸手頭仍然常備有四書五經和史記等書籍，對于社會上的災禍，他都會挺身而出賑災。朱秀海說：“‘民為貴，君為輕。’喬致庸內心就是這樣一個民本主義的思想。”

朱秀海認為，這個精神可以延續到喬家祖上。喬貴發是個草根階層，30歲都娶不上媳婦。但他最終娶了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可謂情深義重。“你到山西喬家看看，他們家有個報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個泥塑旁邊是個要飯的籃子和一根打狗棍。他們並不隱瞞自己祖上貧窮的歷史，反而要家族記住這些貧困史。不只是喬致庸，包括到喬致庸的孫子喬映霞這一代，每到過年時候，他們都要用車拉著米面，給那些貧窮的家庭資助，幫助渡過年關。他們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記自己貧窮的出身。喬家家教有多嚴格可以舉個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戲臺，但喬家沒有，怕的是後人玩物喪志。喬家還有一個規矩，家裏不用年輕的丫環而用中年婦女，為的是避免年輕的男主人出現不雅的事情。”

喬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資本實現自己票號匯通天下的理想，在于他從一開始就把喬家在包頭的復字號生意發揚光大，復字號也成為喬致庸發家的起點。武殿學說，在喬致庸做東家時，復字號已經是包頭第一大商號，幾乎壟斷了整個包頭市場。“有句話說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當時經過兩代經營，喬家在包頭有11處生意，關內還有好幾家鋪子，總數有17家。光復字號有3個大號，十幾個商鋪，幾百名夥計。”朱秀海說。包頭當時是新開發地區，是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馬，很多東西都很缺乏。喬致庸利用包頭為基地，將商業觸角發展到蒙古地區，直到後來到北京和天津。喬致庸還很審時度勢。當時左宗棠西徵，喬家出了好幾百萬兩銀子，但也有一定條件，就是大軍到達新疆後，喬家可以派一個票號跟隨經營後勤，為軍隊籌辦糧草，負責匯兌朝廷的軍餉。

武殿學提到喬致庸在經營中對人脈的精明投資。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後逃到山西。8月，喬家大德通掌櫃高鈺接到一封密信，寫信人是跟隨慈禧、光緒西行的內閣學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寫道:“鑾輿定于初八日啟程，路至祁縣，特此奉聞，擬到時趨叩不盡。”接到信後，高鈺立即把喬家大德通大加裝飾一番，作為慈禧、光緒的臨時行宮。“慈禧太後逃到山西後缺錢，山西官員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號商量‘借錢’，要大家體諒朝廷苦衷，大家誰都不敢答應。當時喬家大德豐票號的一個跑街的(業務員)賈繼英卻當場答應，同意借給朝廷銀10萬兩。”武殿學說，“他雖然是個跑街的，但自作主張的權力很大。當時太后很高興。賈繼英會去跟大掌櫃閻維藩說，這個人物在電視劇裏也有。閻維藩問你為什麼答應？賈繼英說，國家要是滅亡了我們也會滅亡，要是國家還在，錢還能要回來。閻大掌櫃就誇他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一千年也出不了個賈繼英’。”而“慈禧太後此後給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筆是由各省督府解繳中央的款項，全部由山西票號來經營;另一筆是將庚子賠款連本帶息，約10億兩白銀交由山西票號來經營”。

1906年喬致庸去世前，喬家的生意進入最輝煌期。武殿學說，可能常人看來非常奇怪，因為當時正是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國家面臨生死存亡，山西票號的生意卻獲利甚豐。那是因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號的禁令，過去絕對不允許票號進行公款匯兌，但戰亂讓南方給朝廷的公款無法到達，只好對民間票號解禁令。但是國家的危機一過，朝廷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後，國家再次放開民間公款匯兌，所有山西票號都大獲全勝。“當時喬家大德通票號在光緒十年(1884)每股分紅是850兩，光緒十四年(1888)增長到3040兩，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紅高達17000兩！據當時的戶部檔案記載，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戶部有三分之一的銀兩存在各家山西票號中。這些都證明1900年以後山西票號的飛速發展，喬致庸的經營達到了頂峰，而這也是山西票號崩潰的開始。辛亥革命一開始，山西大部分票號迅速崩潰。只有祁縣的大德通、大德豐，瞿家的三晉源(電視劇裏水家的)、大盛川這4家是經營最久的票號，其中喬家的大德通、大德豐直到1951年才關門(大德通總號原來在山西祁縣，1940年遷到北京，改為銀號。最後在1951年結束其歷史，成了最後一個山西票號)。

武殿學說，除振興包頭復字號、把票號做到匯通天下，喬致庸人生最後一件大事，就是為後人留下了這棟喬家大院。喬致庸在世時候喬家從沒有分過家，而且家庭統一管理，每人每年開支多少都有明確規定。朱秀海說，喬家大院最早只有喬貴發建的一個筒樓，後來喬致庸的父親在邊上修建了一個院子，喬致庸本人是沒興趣興建家宅的。“他信奉當年山西一個商人計然的學說，計然說，貨幣的流通應該像流水一樣，流得越快越廣才能給更多的人包括自己帶來利益。喬致庸一生都將利潤投入到生意中，沒有興趣置宅買地。但是後來從他手裏接手家族生意的孫子喬映霞是個很現代的人，他當時比較反對他爺爺的觀點，說你看你忙了一輩子，可是你什麼都留不下來。”

“說這話的時候正是中國面臨崩潰，向國外賠款4.5億兩白銀的時節。”朱秀海說，“而當時喬家最大的生意就是朝廷的稅務通過喬家的大德通、大德恒進行匯兌。第二個生意便是當年英國人把持了中國天津的海關，在直接提走賠款後，其余的稅由喬家這樣的銀號代收。1904、1905年的賬期，喬家一股的紅利就有17000兩白銀，而原始的股份可能只有100兩銀子。電視劇裏喬家大小都歡天喜地等著老東家分銀子，老東家喬致庸卻非常悲憤，他說，我難道不知道你們做的是什麼生意？你們做的就是幫助外國人拿走中國人銀子的生意。我要那麼多銀子幹什麼？我賺的錢越多，就意味著中國有更多的銀子被外國人拿走。”

國家都要滅亡，自己生意的前景喬致庸自然心知肚明。那時大家族人口也多起來了，喬致庸終于在人生的晚年開始翻蓋老宅。喬家大院是在喬致庸手上開始成為一個封閉的大院，具體事務則是交給孫子喬映霞完成。喬家的院子在山西晉商的宅院中並不是最大，但在山西目前保存的晉商宅院中，是唯一的國家文物保護單位，因為它從來沒有拆過，一直保存了原汁原味。武殿學說:“一進門右邊的第一個院子。我們叫東北院，他們家叫老院，這個院子乾隆朝就有了。後來他父親又修了一個，他後來自己修了兩個。喬致庸生活的時代社會動蕩不寧，捻軍義和團爆發後，他覺得靠不上官府，于是把四個院子——這四個院子正好在城裏一個十字路口上——所在的路口買下，做成一個封閉式的院子永久使用。後來喬致庸買這個街口的證據被找到，在喬家堡村裏的關公廟內後來找到了這個碑，記載著喬致庸用450兩白銀購買這些地面產權的事情。”朱秀海說，後來他參與幫助山西商人將英國人手中的陽泉煤礦贖回。由于用去大筆銀兩，喬家大院有一個角未能建成，成為所謂的“花園”。

朱秀海說，喬家大院最終能夠保留下，也和喬致庸的仁厚有直接關係。當時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山西總督毓賢在山西地界殺洋人。從太原逃出7個意大利修女，逃到祁縣被喬致庸保護下來，藏到自家銀庫裏，最後用運柴草的大車拉到河北得救。後來意大利政府給了喬家一個意大利國旗以表彰，這個國旗竟然在後來日本侵華到山西時候派上用場。喬家把意大利國旗掛在門口，日本人看到這是盟友的，就沒有破壞喬家。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戶大宅都被日本人破壞。但是喬家後來覺得這裏還是不安全，最後都離開了喬家大院。20世紀40年代初喬家還曾經回來過一陣，但最終還是離開了，這一去就再沒有回來。朱秀海說，喬家大院在解放後成為祁縣政府的辦公地，後來先後做過人民醫院和糧食倉庫，最後由于是晉中地委黨校，在喬家老家人的保護下安然渡過“文革”。“喬家大院能夠完整保存到今天，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