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重森

2020年10月3日            攝氏26℃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89號    晴天

第三節 促進自由貿易協定(FTA)

對農業、勞動移入的對策

  此後，日本政府繼續促進自由貿易協定。 從小泉純一郎政府改為首相安倍晉三政府，福田康夫政府，麻生太郎政府和民主黨政府，再到鳩山由紀夫政府，菅直人政府，野田佳彥政府，再到第二任安倍政府。 即使政權改變了，它也沒有改變。

  與新加坡以外的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時，很難避免農產品自由化。日本政府於2001年6月開始與墨西哥，泰國於2004年2月開始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但這些國家將農產品作為主要出口商品。例如，墨西哥要求日本開放豬肉，牛肉，雞肉，橙子和橙汁的貿易。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自貿協定談判持續進展和偶爾停滯的背景下，還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1. 產業界的積極態度和對農業抵抗的抑制

  第一，行業已經確定了FTA的經濟利益，並已成為主要驅動力。特別是，經團連一再建議促進自由貿易協定，並警告日本延誤工作。在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之前，日本以及談判夥伴國家的產業組織和研究機構通常都在調查和檢討自由貿易協定的利弊。關於與墨西哥的自由貿易協定，日本墨西哥產官學共同研究會成立，並於2001年9月開始研究。同時，經團連認為，如果不與墨西哥達成自由貿易協定，損失將達4,000億日元。但是，正如經團連本身後來指出的那樣，這樣的初步調查包括“甜味劑”，也不願高估經濟利益[1]（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2009：10）。

  第二，全國農業協同組合中央會[2]、農林族議員等對農業自由化的抵抗力增強。這也就是談判停滯的原因。由於國內農業的抵制，日本政府對墨西哥政府要求的牛肉差別關稅制度作出了回應。因此，儘管福克斯總統於2001年6月訪問了日本，但談判陷入僵局。出於同樣的原因，在與泰國的談判中，日本政府仍然絕對反對開放大米貿易。 日本政府的這種態度迫使泰國​​和東盟國家感到失望[3]（大庭 2003：177）。

  但是，農業團體以及農林族議員都限制了這種態度。他們考慮了令人滿意的貿易自由化政策，尤其是在與墨西哥的談判結束之後。大約在這個時候，農林族議員通過選舉制度的修改和選舉的失敗，顯示出與權力的聯繫。此外，小泉首相在2003年11月表示，與墨西哥的談判“在農業中也必須進行結構改革”，並限制了安倍族議員進入農業和林業行政管理。小泉首相在推動郵政業的結構改革時，正面反對了反對者，稱他們為抵抗勢力，而農業和林業立法者也必須考慮類似的襲擊。在經濟和財政會議上，JA的批評也出現了，該會議審查了基本的經濟政策。小泉政府利用了結構性改革的優勢，該結構性改革已使官方主導的政策決定成為可能，他正在展示領導才能[4]（內山，2007；竹中2006：237-247）。

  農業和漁業部還在部內的EPA（經濟夥伴協定）和FTA總部審查了應對政策。結果於2004年11月宣佈為“與亞洲國家在農業，林業和漁業領域的EPA推廣[5]。除促進自由貿易協定外，它還制定了一項政策，以確保亞洲的糧食安全保障和食品安全，以及農業，林業和漁業以及食品產業的共存與共榮。換句話說，作為在一定程度上對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做出反應時，抑制日本需求的補充措施。換句話說，其想法是提供技術合作和經濟支持，以作為在對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做出一定程度回應的同時，遏制對日本的需求的補充措施。在與泰國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中曾嘗試過。 農業和漁業部拒絕開放大米貿易自由化，降低雞肉和食糖的關稅做為回應，提出了各種合作措施[6]（青木 2006：387-388）。

  日本農業(JA)還改變了最初對自由化的反對態度，並通過農業團體之間的民營部門合作提供了貿易自由化的替代方案。此外，全國農業協同組合中央會的會長還訪問了泰國與Thaksin 總理會晤，並說明了貿易自由化的困難，另一方面，他表達了與日泰農業合作社合作和支持促進的意向。

  儘管以這種方式實現了農產品貿易自由化，但存在局限性。  FTA與墨西哥的FTA貿易自由化率為86％，與菲律賓的FTA的貿易自由化率為88％，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實現的95％或更高的貿易自由化率相去甚遠[7]。（内閣官房2011;本間2010：245-250）。

  即便如此，在這一階段，該行業的經濟利益卻突顯出來，並且建立了一種在抑制農業弊端的同時做出回應的系統。儘管產業和農業之間存在衝突，但可以說兩者之間已經建立了一定程度的相互認可。

  2. 日本政府將對外談判制度化

  在此過程的同時，日本政府建立了談判制度。大約在2003年，當外交部建立FTA / EPA辦事處時，只有少數官僚和公司借調的僱員做出了回應。然而，此後，該辦事處發展成為經濟合作部門，並成為外務省規模最大的人員規模，甚至還擁有大量借調的僱員和法律學者[8]（高橋 2005）。此外，外務省與經產省，財務省，農水省以及農業和漁業部等相關部會之間的協調起初很困難，但逐漸變得更加順利，外部需求得到了規範，外部談判也取得了進展（渡邊 2007：29-31）。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保障和安全保障的要素發生了什麼？首先，與前者有關的結構性改革，已經脫離了推進官僚的初衷。儘管如此，由於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被認為是檢討引進外國勞動力。但是，全面引進存在各種風險和成本，1999年8月，政府決定僅在“第9次雇用對策基本計劃”中將其引入專門技術領域。

  此外，2004年12月，促進經濟合作部長級會議決定接受專業和技術工人作為FTA的基本政策[9]（渡邊2007：103）。這導致日本成為泰國和菲律賓自由貿易協定中首位護士護理工作者的候選人。根據居住狀態中的“特定活動”，可以工作長達3年，直到通過護士，護理人員的國家考試為止，並且在通過之後可以延長居留時間。但是，此後出現了很多問題，包括日語考試的難度。

  表面上沒有認識到安全要素。但是，關於自由貿易協定的政治影響，外交部在2002年10月澄清了這一政策（外務省經濟局，2002年）。換句話說，通過自由貿易協定進行的經濟交流將遏制政治問題，建立外部信任關係，並擴大日本外交的影響力。他還指出了在日本通過自由貿易協定倡議下建立區域秩序的可能性。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崛起​​很可能是有意識的[10]。

  如上所述，正如在Pekkanen和Solis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樣，在促進FTA的階段，該行業對FTA的經濟利益越來越感興趣，並採取了積極的立場。特別是在與墨西哥的自由貿易協定中，汽車電子行業是推動力（Pekkannen 2005； Solis和Katada 2007）[11]。但是，日本的自由貿易區政策不僅反映了日本外務省的需要，而且還體現了農業抵抗和約束，政府政策及其談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