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重森

2020年11月8日            攝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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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對自由貿易協定政策戰略性的中國

第三節 中國國內社會不安定的政策

  在以上兩節中，我們僅檢討外部因素，但在本節中，我們將研究中國推動FTA的國內原因以及這些因素是破壞社會穩定的措施。

  (一)、 共產黨獨裁專政的局限性

  通常，國內幼兒園與保護產業對加入WTO以及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具有強烈的抵抗力，因此不可避免地要進行相當嚴格的調整。中國之所以能夠在戰略家的支持下如此迅速地發展自由貿易協定，是因為它可以歸因於中國共產黨的獨裁統治。在中國，黨與政府是一體化的，沒有強大的在野黨，當然不可能通過選舉來做政權交替。在這種背景下，即使人民不滿意，政府也可以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自由制定政策。這種觀點並非完全錯誤，但需要保留。

  首先，最重要的是，與入世的嚴峻談判不同，就連被稱為“經濟皇帝”的朱鎔基在受到嚴厲批評後也提出辭職，不可忽視的是，對國家的影響是有限的，因為到目前為止，對發展中國家與具有高度互補性的國家，在自由貿易協定中有許多小規模和低水平的雙邊協議。換句話說，應該理解並不是一開始就被政治化。問題是與已開發國家進行全面高水準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此外，儘管尚未弄清楚自江澤民政府以來進行的經濟改革，但新政府、官僚與財產聯盟對經濟政策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行政管理部門承受的來自黨哪與政府內部的壓力要大於黨外與政府外部的壓力。例如，與澳大利亞進行將近10年的馬拉松談判，足以表明農業與服務業存在持久的阻力[1]。

  實際上，儘管是共產黨獨裁，但不是因為是獨裁。 國內對有關中國共產黨的不滿敏感。此外，隨著市場化、分權化與多元化的發展，治理能力也在下降，近年來，意識形態控制、暴力手段（軍事與警察）、經濟控制與情報控制等社會控制的手段開始崩潰。，不利因素在增加。如今，中國共產黨的最高主張不過是維持與加強專制制度，在這種制度下，這種崩潰已經開始突出，隨著獨裁制度的加強，始終要謹慎，不要讓國民的不滿之聲引起對該制度的批評。無需讚揚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是這些政治與社會目標的基石。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一直致力於保持經濟增長，並取得了良好的成績。中國在經濟增長中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貿易體系。通過擴大自由貿易協定來維持開放的經濟體系是一個很大的優點。如前所述，難怪自由貿易協定已被定位為歷屆政府的改革計劃。自由貿易協定也得到促進，認為它將有助於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二) 強化獨裁體制

  讓我們從強化體制系統開始。眾所周知，自毛澤東時代以來，中共正統統治的根源一直是實現經濟增長，並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促進了從效率低下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但是，在中國，市場經濟化並不意味著它正在向英美資本主義邁進。江澤民時代開始的大型國有企業改革，一方面，無利可圖部門被「民營化」分開，另一方面，核心部門通過管理改革（臨時解僱工人、減輕福利負擔、合併）創建超優秀的巨型企業。

  在下一個胡錦濤時代，它被稱為「國進民退」現象，其中政府的經濟活動對私營經濟實體的活動施加壓力，例如國有企業對私營公司的收購以及對國有企業的優惠待遇。特別是在雷曼兄弟（Lehman）衝擊之後，這些國有企業優先享受經濟刺激措施的好處。 這是因為它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2]。

  這樣，中國共產黨的獨裁統治在經濟上似乎更加強大，但財富集中在系統內部卻具有擴大差距和疏遠系統外部「失敗者」的副作用，這應該注意的事情。

  由於經濟增長是獨裁體制合法性的基礎，還應該指出，中國政府一方面存在很大的脆弱性。一方面，一旦經濟陷入困境，統治的合法性就會動搖。另外，經濟增長的前提是社會穩定。如果經濟衰退繼續下去，大量失業者出現，社會將變得不穩定，即使經濟繁榮繼續下去，如果通貨膨脹繼續下去，公眾的不滿也會加劇。即使經濟增長是有利的，也可能給社會帶來巨大變化，並損害穩定。實際上，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持續的高增長的「成功的代價」已經以擴大貧富差距、環境破壞與廣泛腐敗的形式出現，成為一個社會問題。胡錦濤政府成立於21世紀，開始著眼於以「科學發展觀」為基礎的「和諧社會」，旨在實現可持續發展，並積極解決這些問題，這是因為已經達到必須要面對的狀況。

  (三) 對持續經濟成長的擔憂

  自從不乏關於可以持續多長時間的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以來，已有很長時間。

  胡錦濤政府就任後，出現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就是勞胡錦濤政府就職後，出現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就是勞工問題。2004年春季，勞動力短缺問題在沿海地區蔓延，人們堅信中國已經達到了「劉易斯拐點[3]」，農業的剩餘勞動力由於工業化的發展而枯竭。還發現，全國每年都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來解決不平等問題，而且不可能維持依靠傳統廉價勞動力的發展模式。

  在這方面，我們還必須解決世界銀行在2007年發布的報告中廣為人知的問題，即「中等收入國家的陷阱[4]」（Gill and Kharas 2007[5]）。「中等收入國家的陷阱」是經濟從不發達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發展的階段，低附加值產品的生產被不發達國家追趕，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向已開發國家的轉移 它指的是無法做到的情況，停滯在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在不等待國際組織跡象的情況下，複雜的產業結構在中國是一個新問題。但是，中國政府要改變並不容易，因為在整個江澤民時代建立一個嚴格的既得利益集團，另一方面，希望避免大量失業。2008年，廣東省汪洋省委書記（自2015年起擔任副總理）宣布產業高度化政策“騰籠換鳥[6]”，中央政府採取經濟措施應對雷曼兄弟的衝擊，有優先考慮這種情況的歷史。因此，作為替代方案，目標是積極建立自由貿易協定網絡，以利用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的外部壓力促進競爭並鼓勵低附加值產品生產退出，來促進產業結構的高度化。

  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另一個角度來看，目標是從傳統的投資/出口主導型增長轉變為消費/內需主導型增長。採用投資主導方法的原因之一是，由於對未來的擔憂，不發達的福利制度導致儲蓄而不是消費。提高薪水水平可能有助於減少不平等現象並增加消費者的動力，但可能會降低競爭力，並在短期內增加「中等收入國家的陷阱」的風險。仍在尋求社會保障改革，制度仍然不穩定，即使收入略有增加也只會增加儲蓄。在此期間，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迅速發展，並且在2010年代初，人口紅利期進入人口責任期。由於工作人口的減少，自2000年左右以來就已經指出「富裕前的高齡化（未富先老）」的擔憂。

  雷曼兄弟（Lehman）衝擊後，這是一個機會，從無法預期出口轉向由內需主導的情況，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大量的經濟刺激措施將資金集中在國有企業與生產過剩上。 另一方面，尋求投資目的地的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購買用於投資目的的公寓導致價格上漲，並增加了低收入群體的不滿。換句話說，胡錦濤政府在任期內無法改善這些問題，反而加劇了這些問題。

  在這種過多的資本投資與房地產投資中習近平政府就任。認識到傳統的高增長路線已無法維持的事實，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是外來詞「新常態[7]（英文：New Normal[8]）」。但是，不可能進行額外的投資，並且由於消費增加，很難轉換為內需主導型。將這個放在一旁，習近平政府提出「一帶一路」的想法，將過剩的產能迴向到國外，習近平正試圖利用國際秩序的重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的成立將被理解為為此類海外擴張提供資金支持並在未來導致人民幣國際化的努力的一部分。

  讓我們總結一下。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基本上採取了國際合作的方式（天安門事件除外），江澤民政權與胡錦濤政權都專門使用WTO與FTA來促進國內改革。另一方面，外部強硬路線從2009年左右開始出現，從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崩潰中恢復過來，習近平政權就職後，不僅是國內改革，還試圖利用戰略性FTA意識到國際秩序重組，大膽而直截了當做事的態度隨處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