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28             攝氏22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89    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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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派閥政治變遷與對外政策的日中關係

第五節  後冷戰時期的日中關係

  ()、歷史問題的爭議

  成立非自民黨聯合政權,使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立場發生新的變化。19938月,細川首相就職後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我承認上一次戰爭是侵略戰爭,是一場錯誤的戰爭」這是歷任首相就「侵略戰爭」所作的首次正式聲明。(波多野2011171-172)。此外,當村山富市社會黨政府於19946月成立時,利用次年「戰後50週年」的機會,政府內部與外部對過去戰爭與殖民統治的總結動力開始增強。結果,在19956月的眾議院主要會議上,通過「根據歷史教訓重新確定和平的決議」,並在1995815日對「殖民統治與侵略誠摯道歉」宣布首相談話(所謂的“村山話語”)。

  但是,對歷史認識一系列的修改導致保守派的強烈反對。特別是,日本遺族會也是自民黨的爭獲選票組織,通過與當地分支機構及自民黨成員的合作提高危機感,並促進反對派運動。199412月,成立自民黨終戰五十週年國會議員聯盟(奧野誠亮會長),次年2月,成立新進黨傳達正確歷史國會議員聯盟(小澤辰男會長)。聯合政府的閣員們也發表新一系列不謹慎的言論。羽田政府的法務大臣永野茂門否認南京事件,以及村山政府新任環境廳長官櫻井先生的入侵戰爭的「不當言論」刺激中方(波多野2011177-188)。

  在冷戰期間,冷戰仍然是一個僵硬的對立,自民黨領導的保守派陣營被聯繫在一起,是一個以誘使利益來收集選票的政治體系。經世會處於這種「利益體系」的頂端。然而,隨著冷戰的結束衝突化解,經世會的統治開始瓦解,諸如歷史認識等的價值觀衝突將在政界中浮出水面。自相矛盾的是,改革保守對立的消失,使保守派陣營中的意識形態[1]主張更加尖銳。

  日本方面的運動,被中方理解為對日本「右傾化」與「軍事主義」的復活。特別是在中國,在江澤民的領導下,他於1993年成為國家元首,為防止天安門事件再次發生,正在推廣愛國主義教育。結果,對於日本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變得更加僵化(清水2003:第7章)。結果,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日中關係陷入惡化的負面循環,中國政府對此表示批評,而日本則表示反對。相反,非自民黨政府的運動總結與鄰國的歷史問題,標誌著新衝突的開始。

  ()、橋本龍太郎的苦惱

  隨著日中關係開始發生變化,橋本龍太郎政府於19961月就職。儘管橋本政府是自民黨、社會黨與新黨的三黨聯盟,但這是自民黨政府的全面復歸。此外,橋本自竹下政府以來首次從經世會就任首相[2]。橋本與中國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厚生大臣階段。1979年,發現因戰爭而沉沒在福建省沿海的阿波丸,橋本首次訪問中國,將遺體歸還。之後,橋本作為主要的厚生族議員與中國打交道,例如在中日友好醫院的建設中看到的遺留孤兒問題與醫療交流(五百旗頭,宮城縣,2013144-146)。

  但是,橋本出任首相後,中國與經世會之間先前的蜜月關係不再抱有希望。與中國的最初的衝突是靖國神社問題。1996729日,橋本以「我的生日」為藉口參拜靖國神社。這是自中曾根首相以來,現任首相11年來的首次訪問。橋本參拜靖國神社時考慮日本遺族會,該會自1990年代以來作為自民黨的集票機能,而變得越來越重要。橋本長期以來一直是自民黨福厚生族的中心,期待將對戰死者遺族年金的增加產生影響,並於1993年被任命為日本遺族會會長。但是,中方反對橋本參拜靖國神社,對此表示遺憾。橋本作為族群議員成為國內支持與外交問題左右為難(朝日新聞,1996111[3])。

  橋本政府必須面對的是中國軍隊的崛起。19963月,中國政府在台灣海峽進行一次導彈發射演習。這對第一次總統大選之前的台灣獨立運動構成威脅。然而,對此,美國向台灣附近海域派出航空母艦戰鬥群,並強力牽制中國。

  在中國的軍事威脅引起人們注意的同時,橋本強調日中防衞交流。橋本在1997年訪中時強調,需要與中方進行日中防衛交流。結果,實現部長級的國防交流,19982月,中國國防部長遅浩田訪問日本,同年5月,日本防衛廳長官久間章生訪問中國。橋本十分重視中國人民解放軍對中國政府的影響,即使在首相辭職後仍繼續大力參與日中防衛交流(江2009336-338:五百旗頭,宮城2013146-148)。

  隨著台灣海峽危機,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與台灣問題之間的關係在日本重新受到關注。日本與美國同時進行「再定義[4]」冷戰後日美同盟角色的嘗試,如日本的「樋口報告」與美國的「奈倡議」所示。1994年朝鮮半島核危機刺激這一點。這場危機表明,在東北亞發生緊急事件時,日美合作不足(御厨・渡邊2002162-168)。村山政府雖然在歷史問題上表現出獨特性,但他尊重自民黨關於再定義日美安全的意圖,防衛廳與外務省主動制定政策。

  橋本政府成立後,將開始再定義日美同盟的流程。19964月克林頓訪問日本時宣布的「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5]」是日美安全再定義過程的高潮。展示日美同盟作為維護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國際公共財產的重要性,並闡明日美關係將從全球合作與區域合作兩個次元發展。此外,還包括對1978年制定的日美準則的評論(田中200985-88: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編2010223-228)。

  但是,中國政府反對新的指導方針的制定。日本準則的修訂。考慮到朝鮮半島,並未預見台灣海峽危機。但是,中國政府對準則所定義的「周邊事態」中包含台灣海峽,日美同盟的目標將直接針對台灣海峽表示強烈關注。

  中國對準則的反對已蔓延到日本國內政局。自由民主黨幹事長加藤紘一於19977月訪問中國時,他發表聲明,指出指導方針「不考慮中國」。加藤最初出自外務省「中國學校」,並被經世會視為接替伊東正義的親中國派系的代表(仲1992)。但是,內閣官房長官梶山静六承認台灣海峽被包括在「周邊事態」中,並表示與加藤相反意見。在此背景下,強調「內部聯盟」的加藤同尋求與小澤一郎的「安全聯盟」的梶山之間的路線衝突(「朝日新聞」1997716日、818日)。

  在冷戰後日美安全保障再定義的過程中,自1980年代以來一直在平靜的自民黨內部,在台灣問題上的路線衝突表面化。在中國威脅論的背景下,保守派知識分子公開不同意通過財政援助參與中國的政策[6]。自外交關係正常化以來,通過相互聯繫,冷戰後中國周圍國際環境的變化與經世會的削弱開始動搖日中關係的框架。

  儘管如此,橋本仍在努力不擴大日中關係的分歧。橋本於19979月訪問中國,他是戰後首相首次訪問瀋陽,並參觀城郊柳條湖「918事變博物館。在訪問期間,橋本再次否認日本的「軍國主義」,並強調他將面對歷史(江口 2012)。

  另一方面,橋本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繼續持謹慎態度。在外交正常化談判中並未詳細討論台灣海峽是否被包括在「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範圍內,此後一直在升溫為解釋留下空間。因此,對日美安全保障的再定義有可能顕示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與日中關係之間的矛盾。但是,橋本政府一直沒有明確台灣海峽是否被包括在「周邊地區」內,並保持「戰略上的曖昧」。為回應中方一再表達的關切,橋本一貫堅持政府的觀點,即「周邊事態」著眼於局勢的性質而不是地理性質(秋山2002250 -260)。

  橋本政府以日美安全保障再定義為象徵,在冷戰後針對新的國際環境處理外交問題,同時保留與中國外交事務中的經世會傳統,慎重回應歷史問題與台灣問題。橋本政府繼承田中派的親中國路線,因為它沒有揭示「1972年體制」的曖昧,而是通過經濟合作與中國建立關係。

  但是,橋本政權在尊重親中國傳統的同時,尋求在日中之間建立新的關係。19978月,即將訪問中國的橋本,在讀賣新聞國際經濟會議上作題為「對華新外交政策目標」的演講。橋本在這次演講中主張,在擁有不同的制度與價值觀的同時,尊重對方的歷史與思維方式可以促進相互理解。他強調在安全保障領域中雙邊、多邊、政府以及私人各級進行“多元、多層的交流與對話”的重要性,日本和與中國將通過這些活動促進亞洲和平,他指出,這可以有助於確保穩定的共同秩序的形成(陳·王2009240-241:佐藤2012)。

  橋本受到經世會的政治氣氛的熏陶,但是他試圖通過推動政治改革來更新弱勢的自民黨。這種態度在與中國的外交中也很普遍。橋本在強調非正式路線的經世會時代擺脫日中關係,似乎目的是系統地建立非正式與正式的多元交流。然而,他所針對的新的對中外交並未萌芽。

 

  ()、最後的經世會內閣

  自民黨在19987月的眾議院選舉中失敗後,橋本被迫辭職。接任內閣的是小淵惠三。在竹下登的支持下,小淵以經世會會長的身份支持橋本從事黨務工作。此外,由於他曾在橋本第二屆政權任外務大臣,因此他對中國外交的態度與橋本政權基本相同。

  但是,小淵政權將比橋本面臨更艱難的歷史問題。199811月,江澤民以中國國家主席身分首次正式訪問日本,以紀念日中和平友好條約20週年。在這次訪問中,中方強調台灣問題與歷史問題,要求聯合聲明中包括道歉的表達。然而,日方對此拒絕,只由小淵首相口頭表達「道歉」(江口2012)。中方強烈要求道歉的記錄背景,是10月在江澤民訪問日本之前發表的日韓共同宣言。當金大中總統訪問日本時,小淵政權旨在實現日韓之間的歷史性和解,在日本對南韓的殖民統治表示「衷心的歉意」,簽署「面向21世紀的新的日韓夥伴關係」。為響應日韓聯合聲明,中方改變最初的態度,要求日方像對韓國一樣簽署道歉。但是,日方在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中表示有意「反省」,與日韓基本條約沒有提及過去相比,日本已經意識到天皇對中國的訪問,有鑑於此拒絕中方的要求[7]

  江澤民對日本方面的反應不滿意,在與小淵首相舉行的首腦會議上採取前所未有的嚴格立場,並繼續強調他訪問日本各地的歷史承認問題。小淵政權的目的是金大中在日本與韓國建立夥伴關係之後,在江澤民訪日之際建立面向未來的日中伙伴關係。但是,江澤民的態度在日本引起強烈反應。在日本國內,對中國在政治卡片中使用歷史問題的不滿情緒增加,不滿的情緒也散播了出來(清水200328-30)。

  1990年代的政界重組,經世會的分裂開始於政權交替的變化。小澤脫黨後,負責自民黨經世會的橋本與小淵開始進行日美安全保障的重新再定義,同時在繼承經世會傳統的同時,試圖建立新的日中關係。但是,試圖擺脫日中傳統友誼,建立新的面向未來的關係的努力遭到挫敗,日中兩國都陷入民族主義的歷史問題。

  儘管日本與中國找不到新的關係形式,但支持兩國關係的聯繫卻一次又一次地消失。曾擔任中日友好協會會長與日本保持聯繫的孫平化於1997815日去世。同年3月,在床上的孫平化說:「應中日友好協會的邀請,小淵恵三、中山太郎,、武見敬三以及其他自民黨成員訪問中國,如果日本政治人物無法通過中日友好協會輕鬆地與中國領導人會面,那麼他們對協會的關心就會越來越少」寫在日記上(孫 2012473)。孫平化之死給自廖承志以來「知日派」時代的結束留下深刻的印象。

  即使在日本方面,與經世會相關的有影響力的人也接連去世。在任期間,小淵首相腦梗塞並於20005月去世。小淵的監護者竹下登也於同年6月去世。1996年從政界退休的後藤田正晴談到他與中國的人脈關係,他說:「日本在某個時候幾乎結束了」,他憂心地說:「擔任總理的人與擔任總裁的人之間存在一定的關係,但從真正意義上說,年輕人很重要,但很少。」(後藤田1998329)。由於小澤集團的脫黨,失去主要的中產階級的經世會正處於缺乏領導下一代日中關係的政治人物的過程中。

 

[1]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意識形態(英語:ideology,意為「理念或想像的學說」;也譯作意識型態;周德偉譯作意理;中文早期曾經譯作意德沃羅基,屬音譯;林毓生主張音譯意譯合一,譯為意締牢結)有兩種具有本質性區別的涵義:若將意識形態視其為一種無價值偏見的概念,意識形態可視為是想像、期望、價值及假設的總合;若考慮政治的層面,則意識形態是「所有政治運動、利益集團、黨派乃至計畫草案各自固有的願景的」總和。可參見政治意識形態列表。卡爾·馬克思所理解的意識形態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是統治階級爲了欺騙和使權力關係具有合法性的產物,目的是為了讓大家扭曲對於現實的認識,馬克思也稱其為上層建築。通常是某些社會的道德價值觀形塑了意識形態的基礎。現代社會的政治意識形態撕裂主要體現在左派與右派。

[2] 經世會在自民黨下野之後更名為「平成政治研究會」,然後改名為「平成研究會」,但在本章中,為了避免混淆,統稱為「經世會」。

[3] 參拜靖國神社問題與遺族會,另見下文(Smith 2015Ch.3)。

[4] 參考資料: 山口 昇,<日米同盟再定義>2012210日,閱讀日期:20201127日,https://www.nippon.com/ja/features/c00204/

[5] 日米安全保障共同宣言-21世紀に向けての同盟-,1996417日東京,閱讀日期:20201127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sengen.html

 

[6] 代表的評論員包括中嶋嶺雄與岡崎久彥。 有關其主張的概述,請參見下文(岡崎・中嶋1996)。

[7] 首脳会談の前日まで続けられた事務レベル協務議では激しい対立が見られた。高圧的な姿勢で「72年の中日共同声明の精神に反する」と述べた王毅外交部アジア司長に対して、条約課事務官時代に日中共同声明の作成作業に直接関与した丹波實外務審議官は激高して、「お前がそんなことを言うのは10年早い」と吸町を切り、王に分厚い条約集を投げつけたという(読売新聞政治部2006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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