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開發援助與直接投資-政經駱駝－游重森

2019年10月22日攝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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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游重森

壹，前言

本章的目的是彙整政府開發援助（0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與外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關係的文獻成果，歸納開發中國家政府開發援助吸引外來直接投資流量的效果，特別是亞洲的日本對被援助國的ODA與FDI之間的關係。

近來探討政府開發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流量關係的研究愈來愈受到重視。！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經濟組織特別關注多邊或雙邊援助型態的開發援助是否帶動後續外來直接投資，是否發揮啓動被援助國家經濟發展的觸媒效果。

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初期階段所面臨的資金缺口問題，正如秦納立與史場特的雙缺口模型（the Chenery and Strout Two-Gap Model）所提其國內儲蓄不足基礎建設投資所需資金以及，國內出口賺取的外匯收入不足進口所需的外幣支出。政府開發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被廣泛視爲開發中國家補充國內儲著與促進經濟開發的手段。開發中國家由於國內儲蓄不足經濟成長必需的基藏建設等的投資，通常政府開發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對開發中國家的消除貧窮而言是必要不可或缺的。

現今外來援助已經變成開發中國家重要的國外資金來源。然而已開發國家由於財政沉重負擔的原因也產生援助疲乏現象而逐漸削減政府開發援助的金額。另一方面，1980年代以降由於開放經濟政策的實施，外來直接投資已然成為開發中國家重要的國外資金來源。外來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等的民間其並航人成爲持續政府開發援助效果的必須。聯合國及經濟合作開發組織都承認開發中國家所以吸引外來直接投資主要取決於經濟發展的成效，其中政府開發援助的基礎建設投資的成效是樞紐。因此確認政府開發援助與外來自接投資的關係就變成一項重要的工作。

有關政府開發援助的經濟效果的研究越來越多。聯合國（UNU-WIDER）的研究彙整跨國資料（cross-country data），時間序列研究（time-series search），整合分析（meta-analysis），集合資料證據（aggregate evidence）及個案研究證據（case study evidence）等手法的研究文獻，釐清政府開發援助鏈結經濟成長關係的結果，也提供我們一個探索援助與經濟成長關係的強健的實證基礎。

然而有關政府開發援助與外來投資之間關係的研究卻相對有限。開發中國家政府開發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之間關係及其效果並沒有被完全認。這也是聯合國及經濟合作開發組織希望確認政府開發援助與外來直接機資之間是觸媒或排擠的關係的理由。

在有關開發中國家政府開發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之間關係的研究又中，僅有少數實證研究證實開發中國家的開發援助對外來直接投資發生影響，但什麼樣的影響則並沒有定論。開發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的兩者間無法斷言一定是正向或負向的關係。實證研究文獻隨著研究對象國家的經濟，技術，國家特定要因的差異呈現正，負或不具統計顯著性的結果。而且大部文獻也都忽略傳導機制的影響，亦即考量開發援助誘發外來直接投資機制所產生的影響。

本章結構如下，第二章歸納的實證文獻，第三章檢討日本韓國及其他亞洲國實質文獻，第四章結論。

貳、文獻回顧

阿勒辛納與達勒（Alesina and Dollar）2000年發表的論文運用1970-1974 |控制項日時至1990-1995年的美國，日本及德國的5年平均的國家彙整資料研究開發援的配置與外來直接投資對象選擇決定要因的關係。該研究以貿易開放性、民主化、公民自由度，殖民地位、初期所得水準、人口數等爲說明變數建立

開發援助及外來直接投資爲被說明變數的回歸模型。估算結果發現開發援助與外來投資之間不存在相互依存關係，研究的結論是開發援助及外來直接投資都各自受不同因素的影響。開發援助的配置主要受到政治盟友及殖民地鏈結關係的影響。而外來直接投資的對象選擇則主要受到契約執行力及開放程度的影響‧

苯賽德與德勒（Burnside and Dollar）2000年發表的論文重新檢視開發援助主導成長的連結關係及援助政策的效果。研究運用新統計資料（new data set），個案研究（case studies）及意見調查投票（opinion polls）等方法進行，但是在不考慮制度的品質（institutional quality）下無法得到支持開發援助主導經濟成長前提假設的正向的強健，普遍性結論。新古典成長模式下，影響經濟的政策扭曲誘因越少時，開發援助對經濟成長的影響會越大。因此他們的前提假設就是開發援助與政策產生極爲重要的綜效，而這些效果的產生通常來自於資本生產力的提升或開發援助的實際投資項目

漢聲與塔布（Hansen and Tarp）2001年的論文從實質人均GDP檢視開發援助與經濟成長的關係。研究運用跨國成長（cross-country growth）模型，不限定良好有效政策前提下得出援助提升經濟成長的結論。但是援助的效果遞滅而且援助的有效性高度受到價項目及控制項目的選擇擇影響。如選擇投資與人力資本爲控制項目時，雖然援助透過投資持續影響經濟的成長，但是得不出援助對成長正向效果的結果。結論是針對跨國回歸的政策效果分析需要進一步進行理論研究 O

克拉卡布朗等（Karakaplan et al。）2005年發表只有投資環境有利的前提條件下開發援助オ會帶動外來直接投資的研究結論，有利的投資環境的定義是好的治理及進步的金融市場。其追蹤資料分析手法（panel data analysis）的實證研究，回歸模型控制變數有開放性，所得水準，安定性指數等。計測結果顯示只靠援助無法吸引外來直接投資。動態追蹤資料分析及一般動差注（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等手法計測的初步結果顯示強健的統計結果支持假設的成立，即援助不一定誘發外來投資。所以過去接受開發援助的國家後續不一定有外來投資，相反地沒有接受開發援助的國家不一定沒有外資流入。好的治理與金融市場的環境條件明顯地呈現強化開發援助的，以及維繫外資持續流入的先期外來投資的正面效果

漢斯與樂智（Harms and Lutz）2006年發表論文探討1990年代，1988年至1999年，92個中低所得國家的開發援助與外來投資的關係。控制制度與經濟環境條件，即政府效率，政治安定，管制負擔，經濟發展，貿易開放性，投資風險等條件下，研究發現援助對外來投資的邊際效應幾乎等於零。管制鬆緩的國家其援助對外來投資呈現正的邊際效應，即使外來投資分割成外來6 O也支持克拉卡布朗等（Karakaplan et al）的研究結論，開發援助不一定促進經濟成長，總體開發援助對外來投資通常不會產生明顯的誘發效果。而當援助國的管制負擔（the regulatory burden）減緩時，開發援助會扮演補助性角色或發揮誘引海外投資的觸媒功能。亦即金融市場的發展與好的治理會幫助誘發外來投資的效果。

阿西耶督等（Asiedu et al。）2009年針對外來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的關係提出一個的可信賴的理論及實證分析。研究建構外來直接投資，風險及開發援助的模型，風險是說明變數，FDI / GDP是被說明變數。研究發現當一個國家徵收外來直接投資時就會失去外來直接投資與開發援助。研究也分析一個國家撤銷契約責任的可能性，如修改契約或撤銷，沒收外資的資產，限制利益的匯出或延遲付款等。運用1983-2004年間35個低所得國家及28個非洲撒哈拉以南國家以及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蒙古等南亞東亞國家資料進行實證分析，其結果歸納成三個發現。一是風險對外來直接投資具顯著的負面效果，二是援助減輕風險對外來直接投資的負面作用，三是援助要完全中和風險的負面作用必須是相當大規模的援助才可能，援助可以減輕風險的負作用但無法完全抵銷。研究結論外來援助具有促進外來直接投資的效果，但是無法確定其程度。

恩德等（Arndt et al。）2010年重新審視援助與經濟齊成長關係的個體與總體的悖論。盡管個體及中間水準評估的正面結果，近期的文獻對外來援助促進經濟成長與發展的能力抱持懷疑的態度。藉由援助與成長關係的文獻回顧以及文獻評估，研究重新審視關鍵假設。研究發現援助與經濟成長具有統計顯著性的正向長期的因果關係。結論是援助仍然扮演貧窮國家提昇發展願景的關鍵角色。GDP10％程度的外來援助年流入量會增加超過1％的人均GDP成長率。

賽拉亞與參勝（Selaya and Sunesen）2012年建立理論模型檢視外來資金來源的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的互補性關係。由於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關係不明確，當援助用於公共基礎建設及人力資本等的互補性投入時會提升資本的邊際生產力，而當援助是實體資本的型態進行移轉時則可能會排擠民間投資。研究區分援助爲兩種，一種是對教育，健康，能源，運輸，通訊等互補性投入的投資，另一種是對農業，製造業，貿易，銀行等直接生產部門實體貢本的投資。運用理論模型及實證分析，1970-2000年的99個國家追蹤資料（panel data）分析發現援助用於互補性投資吸引外來直接投資，但是實體資本則會排擠外來直接投資，同時援助內容的組成也會影響其運用效率。此兩1個發現意涵開發援助會影響外來直接投資，雖然理論上並不明確，但是援助的投資內容組合會產生重大影響。研究發現整體上開發援助對外來直接投資

的影響是正向效果。結論是當援助選擇運用於互補性投入時會提升開發中國家的資本邊際生產力以及吸引外資的能量，並避免資本逃避的發生。

傑斯奇（Jansky）2012年主張開發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既不是替代關係也不是互補關係。研究假設兩者間不具直接關係前提下，運用援助與被援助國架構檢討開發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的連結關係。作者批判先行研究對內生性與異質性問題（endogeneity and heterogeneity issues）的不當處理，採用標準估計式（standard panel estimators）針對180國1971-2007年資料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間是替代關係，但不具顯著性。在放寬內生性條件下，發現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兩者間不具因果關係，而人均GDP會影響援助但不會影響外來直接投資。研究結論無法證明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間有因果關係。

瓊斯（Jones）2013年檢證西非國家的外來援助導向經濟成長假設（e foreign-aid led growth hypothesis），研究運用Pendroni殘差共整合檢定（Residu Cointegration Test），誤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Johansen Fisher追蹤資料共整合檢定（Panel Cointegration Test），以及逐國運用時序列共整合（time series cointegration）手法如Engle-Granger檢定（Engle-Granger test），誤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Johansen系統共整合檢定（Johansen 6 14 system cointegration test）等的追蹤共整合手法。研究的結論首先指出在整體」追蹤資料中顯示援助與經濟成長間的長期關係。研究也計測秦納立與史撮特！的雙缺口模型（the Chenery and Strout Two-Gap Model）的簡化變異以檢定外」來援助及說明變數對特定國家經濟成長的影響。研究發現援助與經濟成長之！間具葛蘭哲因果關係，即援助（領先變數）是因，經濟成長（落後變數）是果，但是各國間因果關係的差異很大。總體而言，西非國家的外來援助與經濟成長間存在長期共整合關係。而萬蘭哲因果檢定證實西非國家的外來援助誘導經濟成長的單向因果關係，證明外來援助導向經濟成長的研究假設在西非是成立的。而西非個別國家的時間序列分析結果則顯示各國間援助與成長關係的差異很大。

德瑙包爾等（Donaubauer et al。）2014年的論文提出研究假設，提高運輸，通訊，能源及金融等稟賦條件的經濟基礎建設的開發援助會幫助開發中國家誘引外來直接投資。德瑙包爾等認爲過去的先行研究因爲沒有適當處理變數内生性（endogeneity）及序列相關（serial correlation）的問題導致係數的估算失眞。建構部門別援助，基礎建設及外來直接投資等三個結構方程式及，連用三段最小平方法估計式（Three-stage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s，3SLS Cstmations），無母數修正（nonparametric correction）統計手法，1970-2012年间63個國家追蹤資料（panel data），研究發現63國平均而言開發援助輕微似少外來直接投資，雖然幾乎一半國家的開發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間是正向關係。研究同時發現相當強健證據證實開發援助藉由基礎建設投資管道間接誘發外來直接投資，另外基礎建設投資對外來直接投資的直接誘發效果非常強勁。

小山與任（Koyama and Jen）2017年發表的論文運用OLS（Ordinary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s）估計式及二段最小平方法估計式（Two-stage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s, 2SLS estimations)，1995-2013年的18年間118個國家追蹤資料（panel data），探討國家的開發援助與外來投資的關係。控制制度與經濟環境條件，即人口成長，GDP成長，經濟發展（人均GDP），政府效率，貿易開放性等條件下，研究發現118國平均而言其開發援助具有誘發外來直接投資的效果，而政府效率及政府效率與人均開發發援助（ODA）交叉項均發揮促進外來投資的作用。

叄、日本政府開發援助與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

一、日本政府開發援助與海外直接投資

布雷斯（Blaise）2005年檢討日本對中國開發援助的外來直接投資誘發O C C的援助誘發日本民間對中國各區域投資的顯著正向效果。雖然其他追求利潤極大化的經濟性要因如低工資，人力資本等亦發揮吸引民間外資的波及效果，但是援助的正向效果對製造業，非製造業的外來投資具有更重要的誘發作用。開發援助強化基礎建設的發展與互補過程建構未來吸引外來直接投資的基礎

布雷斯（Blaise）2009年也探討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開發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的連結關係。研究分解開發援助成地理位置別及部門別的援助，游現日本的開發援助計畫與被援助國經濟基礎建設計畫的貸款息息相關。r的擔實被援助國家的援助需求是考量其經建需求及其投資報酬。有條件的源想情機率分析手法（Conditional logit analysis）的分析結果顯示，儘管追求利潤版大化的產業集聚效果或基礎建設的品質效益亦發揮波及效果，日本的關適捲助確實對日本民間海外投資的區位選擇產生顯著性正相關的影響。開發援助資金愈來愈受限制的今天，研究結論認爲，爲發揮援助的互補性重要功能，援助應被運用在基礎建設以建構未來吸引外來投資的前期必要條件。同時爲4使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的執行續效更好官民合作有必要更緊密。

木村與戶堂（Kimura and Todo）運用跨部門重力模型（a cross-section gravity model）針對五個國家估算援助對外來直接投資的誘發效果，結論是在特定前提下具有正向的效果。來自外國的總體援助存量對來自特定國家的直接投資產生正向效果但不具顯著性，分成基礎建設及非基礎建設援助後的估算結果也是一樣。而分割成贈與國家別的援助及直接投資的資料後，只有來自日本的基礎建設的開發援助對來自日本的直接投資具有正向的強健顯著性的效果。日文的尖兵效果或中文的先鋒效果（vanguard effect），亦即來自贈與國的開發援助會誘引來自同國的直接投資但不會排擠來自其他國家的外來投資。而其他四個國家並沒有發生日本的這種先鋒效果。研究將日本的先鋒效果歸因於日本的緊密官民合作。研究闡述日本此種官民合作的功效主要來自於資訊波及效果，即被援助國的產業界傳遞投資需求的訊息給日本業界促使日本企業界對被援助國直接投資。研究結果支持克拉卡布朗等（Karakaplan et al。）及漢斯與樂智（Harms and Lutz）等的研究結論。同時與布雷斯（Blaise）2005年的日本對中國的研究方向大抵相同，而布雷斯的結論顯示日本的對中國的開發援助正向影響日本企業對中國的海外區位投資（private investors'location choices）。布雷斯的研究發現是日本開發援助對中國的基礎建設投資具正向影響，木村與戶堂的研究發現則是日本援助對基礎建設投資沒有正向影響也沒有負的套利效果，但是有正向的先鋒效果，发由生（Addison et al。）等的論文指出從政策演變及長達十年會是世界人援助國的發展過程，戰後日本的開發援助，產業政策及基礎建設等經歷重要具有歷史意義的演變。未來高度不確定性的時代，面對異常氣候我們需要強韌性的基礎建設，援助的價值意義爲何等的問題，我們可以學習的對象非常有限。重新檢討贈與的優先順位，承認日本扮演的關鍵角色等是世界確保人類安全永續性獲得實際成果的重要一步。基礎建設投資不只縮減地域發展失衡同時也提供鏈結區域及經濟樞紐的成長基礎，我們從強化國家的分析能量，規劃的技術協助等國際公共財的提供可以與日本的實現人類安全保障願景產生共鳴。

二、韓國政府開發援助與海外直接投資

漢等（Kang et al。）2011年運用總體，個體分析手法探討日本，韓國的政府開發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的關係。研究運用FDI重力模型（gravity model）及一般動差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計測手法及雙邊的政府開發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的資料檢視七個國家的政府開發援助對外來直接投資的影響。只有日本與韓國顯示其受援助國的開發援助導引外來投資的增加，而韓國的誘引效果又高於日本。研究結論日本與韓國的政府開發援助具有先鋒效果。而其他五個國家的開發援助則替代外來直接投資而非互補作用。荷蘭的開發援助以人道援助爲主，其替代效果特別顯著。漢等主張不應因為日本，韓國具有先鋒效果就視其政府開發援助是爲民間部門尋求投資利益的工具。若是政府開發援助替民間投資在受援國鋪下未來投資的道路，那也是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所企求的金融效果。開發中國家接受的政府開發援助不足以滿足其永續發展的資金所需，政府開發援助吸引外來投資的觸媒效果需要更提升。然而若受援國接受開發援助只產生對援助國外來投資的吸引卻排擠其他國家的外來投資，當然也不適當。研究顯示韓國的政府開發援助的路徑及效果是沿襲日本的經驗。

朴（Park）2014年藉由海外直接投資的原因分析探討政府開發援助與海外直接投資的關係。研究運用固定效果模型（fixed-effected model）及隨機效果模型（random-effected model）手法，追蹤資料（panel data）以及經濟，政治，政府治理等多元變數模型進行分析。外來直接投資帶來的工作機會，經濟再活性化及新技術等創造被援助國有利的總體經濟發展環境，被視爲經濟成長的直接推手。因此各國政府視吸引外來直接投資爲重要經濟競爭策略。研究發現經濟，政治，政府治理具顯著性正向關係，結論政府開發援助具有誘引外來直接投資的效果。

三、亞洲被援助國

貝泛等（Bhavan et al。）2011年針對1995-2007年期間南亞四國（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及斯里蘭卡）的外來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是否爲替代關係或互補關係進行探討。研究分解外來援助爲實體資本，人力資本援助，基礎建設發展等項目。研究分析各國總體經濟環境如儲蓄投資比率，通膨，貿易政策，財政赤字等變數的影響，發現海外直接投資與開發援助間不論是實體投資，人力資本投資或與基礎建設投資的型態都有長期及短期的互補關係，雖然各國稍許不同。從南亞國家的外來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具正向關係，研究結論南亞區域的援助流量誘發後續外來直接投資。

奎智等（Quazi Rahim M. et al。）2014年分析東亞及南亞國家，世界上兩個接收大量外來援助及外來直接投資地區的外來援助對外來直接投資的影響。理論上有兩個可能性，海外援助透過挹注經濟建設計畫的資金提升資本邊際生產力進而吸引外來直接投資，亦或是基於開發中國家有限的投資機會反而排擠外來直接投資。運用可行的一般化最小不方（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FGLS）追蹤估計手法（panel estimation methodology），七個東亞及七個南亞國家1995-2012年資料，研究發現外來援助對外來直接投資的止同顯著影響。研究從其計量結果也同時結論外來直接投資顯著地受到貪腐贈宿，投資報酬率，基礎建設，人力資本，市場潛力及政治安定等的影響並且，東亞及南亞國家在吸引外來投資上也都享受區位優勢的利益等。此研究提升有關開發中國家的外來援助與直接投資動態性（aid-FDI dynamics）關係的知識涵養。

肆、小結

本章整理最近受到矚目的探討外來援助對外來直接投資關係的實證研究。外來援助對外來直接投資被廣泛性認爲可以彌補開發中國家國內儲蓄之不足並促進經濟發展。隨著經濟的整合及開放性政策的實施，外來直接投資變成開發中國家越重要的國外資金的來源。外來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間關係的探討也就越受到重視。從本章的文獻整理可知21世紀以來的實證研究主要探究政府開發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的因果鏈結關係，但是兩者間的關係並未被完全證實，尚未得到確切的方向結論。

然而對於日本及韓國的政府開發援助與其外來直接投資關係的實證研究證實兩者間先鋒效果的存在，即被援助國來自日韓特定國家的政府開發援助誘發來自同國的外來直接投資，但卻不會產生排擠亦或減少來自其他國家的外來直接投資。而對亞洲國家的政府開發援助與外來直接投資間因果關係的研究上，從東亞及南亞被援助國家的實證研究則證實兩者間存在互補關係的結果。

關鍵詞:

政府開發援助（0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外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