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重森

2020年10月26日            攝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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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對自由貿易支持低落與黨派對立的美國

第三節 歐巴馬政權貿易政策的特徵

  1. 概述

  在歐巴馬政府領導下，為使小布希政府執政期間與哥倫比亞，韓國和巴拿馬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生效，所有協定均於2012年生效。 

  民主黨的許多議員對勞工和環境問題都感到關心。由於不公平的貿易和與發展中國家的過度競爭，在民主黨支持者中尤其令人擔憂的是，勞工工資將下降，環境保護標準將放鬆。因此，民主黨政府成立後，首要目標是修改共和黨政府簽署的協議。例如，克林頓政府在小布希政府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增加關於勞工與環境的補充協議。即使在歐巴馬政府執政期間，巴拿馬與哥倫比亞的勞工立法也是必需的並且已經實現。

  關於TPP，奧巴馬總統宣布他將於2009年12月談判參與，並於2010年3月開始與相關國家進行談判。TPP具有更高級的內容超出常規的FTA。它不僅包括美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的所有組成部分，例如知識產權，競爭政策，勞工和環境等，而且還包括供應鏈發展，中小企業貿易促進，規則統一和促進發展。 諸如此類的跨領域問題是討論的主題。

   2. 美國在亞太地區經濟圈的地位

  了解歐巴馬政府貿易政策的特徵，有必要注意三點。第一，越來越多的人打算阻止在沒有美國在亞洲的情況下，將經濟區建立為廣域自由貿易區。作為亞洲新的廣域自由貿易區，中國提出了由東盟+ 3（日本、中國與韓國）組成的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概念，日本提出了由東盟+ 6（日本、中國、韓國、印度、澳大利與紐新西蘭）組成的東亞全面經濟夥伴關係（CEPEA）概念。此外，東盟提出了東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的概念，該構想將日本、中國、韓國、印度、澳大利亞與紐西蘭這六個國家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東盟結合在一起。人們擔心，如果這些框架得到加強，美國將被排除在亞洲市場之外。

  小布希政府試圖通過多層簽署雙邊FTA與廣域FTA來應對這些運動。此外，為了加強美國在亞太經濟區的參與，在2006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上，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國提出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概念。

   亞太經合組織高度重視成員經濟體作為一個鬆散理事會的協議，旨在通過累積各自努力來提高自由化水平。相反，FTAAP旨在在亞太地區建立高度強制性的FTA。但是，基於一致原則的APEC實現FTAAP並不容易。

  歐巴馬政府將TPP定位為實現FTAAP的突破。 目的是通過TPP在整個APEC中擴展先進而全面的FTA，從而在亞太經濟區發揮領導作用。基本政策不是為了擴大成員國而降低協議的水平。

  民主黨與共和黨廣泛認同美國將在亞太經濟區發揮領導作用的政策。在宣佈歐洲國家和韓國參加中國提倡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1]（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AIIB）之後，美國在TPP方面的加速推廣可以說是這種危機感的跡象。

  但是，在實際的TPP談判中，美國並未對談判成員的關稅設定共同的讓步，而是保留現有的FTA，堅持與未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累積新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方法。有人指出，正在進行的TPP談判無助於FTAAP的實現，因為對雙邊FTA起源的限制沒有助於解決諸如``意大利麵碗''之類的複雜局面（鍋嶋·島添2014[2]）。

  3. 經濟成長戰略[3]

  第二，它試圖利用TPP作為實現美國經濟增長和出口擴張並創造就業機會的一種手段（USTR 2009）。

  歐巴馬在2010年的一般教科書演說中宣布，他將在五年內將出口翻一番，創造200萬個就業機會。 為了使民主黨在2012年總統大選中再次當選並贏得聯邦議會選舉，有必要改善經濟狀況並降低失業率。

  但是，與論對ARRA的評價不高，新的財政政策不太可能被採納，因為佔議會多數的共和黨正在增加其減少財政和政治支出的需求。奧巴馬政府尚未採取共和黨宣稱的通過減稅實現經濟增長的政策，其效果令人懷疑。鑑於近年來美國的低利率，貨幣政策幾乎沒有餘地。在缺乏強有力的金融和貨幣政策選擇的情況下，政府主導的少數戰略之一就是擴大出口。

  隨著時間的流逝，歐巴馬政府討論的重點逐漸轉移到促進就業上。可以說，這反映出促進美國社會自由貿易有關的日益嚴重的社會動盪。

  此外，歐巴馬政府提倡TPP的背景是全球不平衡（世界經濟不平衡）的擴大。近年來，美國占世界經常收支赤字的大部分，而中國與日本佔經常收支盈餘的大部分。從2001年到2007年，亞太地區占美國經常赤字的50-60％。難怪歐巴馬政府旨在擴大對亞太地區的出口以減少這種全球失衡（Froman 2014[4]：菅原2012[5]：22-25）。

  4. 與中國的往來

  可以指出的是，奧巴馬政府貿易政策的第三個特徵是它在反對中國的情況下發展起來，而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フリードバーグ2013ベーダー2013[6];スタインバーグ=オハンロン2015[7]）。在奧巴馬政府執政期間，美國和中國應該共同致力於解決全球問題和領導世界的G2理論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歐巴馬政府最初有與中國合作的政策，但隨著美國和中國之間異質性認識的逐漸提高以及國會的論點越來越強，其政策發生了變化。

  在國會對中國進行強硬路線論爭的背後，是對中國最近軍事力量的顯著增加以及其在亞太地區擴大影響力的試圖反對。這些安全保障的擔心，再加上歐巴馬政府美國再平衡進入亞太地區的政策，加強對貿易政策需要向中國發出強烈信號的認識。

  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存在的問題中，貿易失衡佔據了很大的位置。  2011年美國的貿易逆差為5580億美元，但與中國的貿易逆差佔總額的40％。在美國，通常會認識到這種貿易失衡是由中國操縱匯率並在廉價人民幣的背景下發動出口攻勢造成的（馬田 2012：45-50）。

  中國侵犯知慧財產權也是一個重要問題。電影和音樂的非法複製與盜版複製品在中國廣泛發行，一些公司要求美國公司開發的產品具有商標權。中國在政府採購中優先考慮在中國開發的具有知慧財產權的IT產品。針對這些問題，美國呼籲加強對知慧財產權的保護（馬田2012：55-57）。

  中美經濟問題衝突的根源在於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問題。正如布雷默[8]指出的那樣，國家資本主義的擴張有破壞自由貿易體系的風險。如果有得到政府支持的公司，就很難維持自由和公平的貿易。即使在已發發國家，也有處於經濟發展初期的國有公司，但它們已逐漸私有化。另一方面，在中國的國有企業正在擴大自己的存在並壓制民營企業（ブレマー 2011[9]）。

  除了直接談判外，歐巴馬政府還試圖通過多邊框架，例如20國領袖集團（G20[10]）、APEC以及TPP等間接影響中國。關於TPP，如果成員國擴大並成為亞太地區的貿易基礎，中國將必須參加。這是因為，如果一個成員國達到某個臨界點，則保持非成員國地位的成本將增加，並且將激勵加入TPP。

  但是，可以預期，美國將避免出現這樣的情況，即中國經常批評自由貿易作為新興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代表，而中國卻在早期參與了TPP談判，而TPP被取代。對於美國而言，在成員國很少的早期階段制定先進的規則是合理的，然後逐步增加成員國的數量。此外，中國市場對於美國經濟的增長具有重要意義，因此不能與中國明顯對立。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通過TPP等間接敦促中國實行自由化的戰略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