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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政治中的小國-理解「緩衝效應」
本文涉及的是「小國」的概念，而不是「大國」的概念。 這兩個概念都被認為是具有特殊行為特徵的理想類型。 有人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即在「緩衝系統」內），小國可能以減輕大國競爭的方式影響大國的行為。 看來，兩個對手之間的緩衝狀態不是典當，而是大國博弈的關鍵，它可以從一系列戰略中進行選擇（平衡，追趕，傾向於第三大國，保持中立或對沖風險） 作為一個獨立 單位的生存。 通過運用博弈論方法分析大國關係，本文論證了「雙輸」博弈如何轉變為「雙贏」博弈，以及小緩衝狀態在這種轉化中的作用。 談到不平等大國之間的互動問題，這部分研究主要是從理論上為現有的國際關係不對稱文獻做出貢獻，引起了人們對國際關係這一幾乎被人遺忘的領域的關注-緩衝系統-大多數被忽視。 根據當前的國際關係討論。
關鍵字：小國，大國，緩衝系統，權力不對稱，州際關係。
主權國家之間權力分配不均，決定其權力投射能力的差異，是國際關係的基本特徵。 人們普遍認為，全球國際體系及其區域子系統主要由追求國家利益的大國之間的相互作用形成，而小國必須接受由此產生的權力平衡與強加的博弈規則。然而，現實是反直覺的：權力不對稱並不一定會導致較弱的一方絕對服從於較強的一方。正如沃馬克所解釋的那樣，非對稱關係從定義上說是不平等的，但它們遠不是構成一個簡單的啄食順序的主導。非對稱關係是指由於能力的差異，較小的一方比較大的一方更容易受到交互的影響，而較大的一方則不能單方面地規定關係的條件[1]。
在過去的五十年中，國際關係理論充斥著大量的獎學金，這表明較小的國家抵抗大國壓力的能力。本文受到有關小國經典著作的啟發[2]，本文旨在將他們的發現與有關權力不對稱的一些最新研究結合起來[3]。討論特定條件，在這些條件下，小國可能會影響大國的政治。 本文通過兩種方式為有關該主題的大量文獻做出貢獻：第一，通過對（主要是西方的）小國家理論進行廣泛的調查； 其次，通過將「囚徒困境」模型應用於小緩衝區狀態行為的研究。博弈論方法為更好地理解非對稱互動提供有用的工具（特別是它解釋了大國從「雙輸」向「雙贏」的博弈策略的轉變），從而為此增加更多價值工作。
本文討論幾個研究問題：什麼是小國？ 如何安裝到緩衝系統中？ 後者提供什麼機會使一個小國家「過大」，即對更大的國家發揮某種影響，否則它將無法發揮作用？ 敘述過程如下：首先，闡明「小國」與「大國」的概念； 其次，分析它們在「緩衝區系統」與「緩衝複合體」中的交互作用。 總之，討論這裡介紹的分析模型的一些實際實現與理論意義。
小國與大國
國家權力現象是國際關係與一些鄰近學科（例如，地緣政治學，國際安全）學術論述的核心。但是，關於不平等權力的術語幾乎沒有共識，即「不精確且受判決約束」[4]。在本文分析的許多著作中，強大的國家（有時可以互換）表示為：“powers”, “major powers”, “great powers”, “big powers”, “strong powers”, “powerful states”, “large states”. 威力較小的國家被定義為： “minor powers”, “small powers”, “small nations”, “small countries”, “small states”, “weak states”, “weak powers” 等等。 正如朗（Long）正確指出的那樣，所有這些定義就其性質而言都是常規的，因為國家權力的概念也是常規的[5]。
從對國家權力的兩種不同觀點出發，摩澤爾區分了兩種類型的定義：絕對定義和相對定義。絕對的定義認為國家權力是一個國家的基本屬性。權力歸屬是一種定量的特徵，可以歸納為一定數量的特徵，以反映國家的地理，人口，軍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和其他特徵[6]。絕對定義意味著定量標準（例如領土大小，人口或國民收入），以區分越來越少的強大國家。這樣做的最簡單方法是劃定界限，使「小州」變得足夠大，有資格獲得更高的地位：例如，英聯邦採用人口少於150萬的標準，將一個國家視為「小國」[7] 。
儘管按屬性分配方法可能有其邏輯，但它們似乎產生不合適的分析工具。正如Baehr所指出的那樣，大多數希望將「小國」的概念用於分析目的的作者都在為定義問題而苦苦掙扎。首先，存在應採用哪些標準的問題…一旦制定標準，問題仍然存在於在「小」與「大」之間，或者可能在「小」、「中」與「非常大」之間劃清界限的地方。通常，首選的解決方案可能是清晰而明確的，但同時又是武斷的並且在理智上難以防禦； 另一方面，更為複雜的定義通常更加含糊且難以應用於具體案例[8]。
因此，我們看到廣泛使用絕對定義的主要障礙是缺乏明確的量化標準，這標誌著國家從國際政治的「客體」到「主體」的轉變。 正如比約爾（Bjøl）所指出的那樣，毫無疑問，可以通過定量標準建立一種國際分層：國民生產總值，面積，人口，毫無疑問，可以通過定量標準建立一種國際分層：國民生產總值，地區，人口，武裝部隊等。但是，這有多大用處值得懷疑……因為國際政治是由社會內部相互作用的定義構成的 具有分析意義的系統是各個組件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可能相等，也可能不相等。 在後一種情況下，說小國（大國）角色可能是合理的[9]。
後一點清楚地表明國家權力的相對性質。與權力歸因方法相反，後者意味著國家權力是一個可以為每個國家單獨衡量的常數，而權力關係定義則將國家權力視為變量，根據要比較的不同名稱，該值取大或小值。因此，「小國」與「大國」本身並不是實質性實體，而是賦予國家的標籤，它們反映根據其各自的權力水平分配給後者的不同國際角色。
相對定義有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的定義強調國家之間的定性權力差異。因此，范登博斯將「小國」定義為「一個無法在平等條件下與大國抗衡的國家」[10]。他們在世界政治中的微不足道的腳色使他們在大國遊戲中成為「賭注」，而不是「參與者」。 他們必須「採納」而不是「制定」全球治理的規則和規範[11]。「小國」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們無力保護自己免受侵略者的侵害。 他們必須依靠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來維持其主權[12]。換句話說，「小國是安全的消費者而不是生產者」[13]。
[1] Womack, Brantly (2016), Asymmet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
[2] Baker Fox, Annette (1959), The Power of Small States: Diplomacy in World War II,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Vandenbosch, Amry (1964), The 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6(2), p. 293–312; Vital, David. (1967), The Inequality of States: A Study of the Sm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larendon Press; Rothstein, Robert L. (1968),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N.Y.-L.: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eohane, Robert O. (1969), Lilliputians’ Dilemmas: 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3(2), p. 291–310; Bjøl, Erling (1971), “The Small Stat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August Schou and Arne Olav Brundtland (eds.), 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ockholm: Almqvist and Wiksell,p. 29–39; Domínguez, Jorge I. (1971), Mice That Do Not Roar: Some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World’s Periphe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5(2), p. 175–209; Singer, Marshall R. (1972) Weak States in a World of Powers: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L.: Collier- MacMillan; Baehr, Peter R. (1975), “Small States: A Tool for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27(3), p. 456–466; Handel, Michael I. (1981), Weak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 Frank Cass; etc.
[3] Vaicekauskaitė, Ž. M. (2017), Security Strategies of Small States in a Changing World. Journal on Baltic Security, 3(2), p. 7–15; Long, Tom. (2017a), It’s Not the Size, It’s the Relationship: From ‘Small States’ to Asymmet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4(2), p. 144-160; Long, Tom. (2017b), Small States, Great Power? Gaining Influence Through Intrinsic, Derivative, and Collective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9(2),. 185–205; Honig, J.W. (2016), The Tyranny of Doctrine and Modern Strategy: Small (and Large) States in a Double Bind.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9(2), p. 261–279; Baldersheim, Harald and Michael Keating (eds.) (2015), Small States in the Modern World: Vulnerabilities and Opportunities, Cheltenham-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Heng, Y. and Aljunied, A.S.M. (2015), Can Small States Be More than Price Takers in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21(3), p. 435–454; Archer, Clive, Alyson J.K. Bailes and Anders Wivel (eds.) (2014), Small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urope and Beyond, L.: Routledge; Goodby, J.E. (2014), The Survival Strategies of Small Nations. Survival 56(5), p. 31– 39; Belfer, Mitchell (2013), Small State, Dangerous Region: A Strategic Assessment of Bahrain, Prague: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Prague; etc.
[4] Sutton, Paul (2011), The Concept of Small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ound Table, 100(413), p. 142; Maass, Matthias (2009), The Elusive Definition of the Small Stat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6(1), p. 65.
[5] Long (2017a), p. 144-160.
[6] Mosser, Michael W. (2001), “Engineering Influence: The Subtle Power of Small States in the CSCE/OSCE”. In Erich Reiter and Heinz Gärtner (eds.) Small States and Alliances, Heidelberg-N.Y.: Physica Verlag.
[7] Easter, Christopher. (1999), Small States: A Commonwealth Vulnerability Index. The Round Table: 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351(1), p. 403-422.
[8] Baehr (1975), p. 459.
[9] Bjøl (1971), p. 29.
[10] Vandenbosch（1964），第2頁。 294。
[11] 11 Heng，Y.和Aljunied，A.S.M. （2015），p。 435。
[12] Goodby，J.E.（2014），第 31-32。
[13] Vandenbosch（1964），第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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